缺了点什么

　　针对现在的官场弊政，群众这样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执法人员、司法人员、政治家、管天下的人，就绝对不可 以这样看问题。

　　-陈有西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原是当地年轻有为的“十佳青年”、“宜昌

市交通科技带头人”。“双规” 审查期间，在有关部门3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深夜回老家取一份材料。可他从家中取出猎枪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峙，并到 山上开枪自杀。事发后，交通局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组织30多辆车为其送葬。宜昌市委书记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这个事是什么情况，应该说非常清楚。奇怪的是，夷陵区交通局却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糊里糊涂地为他讲生平， 大讲其成绩，组织30多辆汽车送葬，100多人最后就餐，影响极坏。说明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对反腐问题麻木到什么程度， 政治敏感性低到什么程度。”公开的报道称，夷陵区正在调查相关情况，准备处理有关人员。

　　这个案件用法治的眼光看，为这样的人组织大型葬礼自然不妥，但市委书记进行这样的痛斥也不对。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如果一个正常的年轻有为的副局长死了，用这样的规模举行葬礼并不是超规格的。同事一场，有一百多人去送一下本没有 什么不正常。因为他只是被叫去谈话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党纪定性和犯罪的判决和认定。仅以自杀者就不能享有哀荣和亲友的 自然追悼，这是明显的有罪推定的观念。因此，市委书记这样说，很显然是把他当作一个已经确定有罪的贪官了。仅因为这一 情节认定交通局的干部就是“对反腐败的麻木”，就要处分，是明显的先入为主和有罪推定。实际上这位书记真正的潜台词已 经不是吕是不是真正有罪，而是因为吕“对抗组织”、“自绝于党和人民”，不值得追悼。

　　这位书记的举措，是能够得到现在大多数干部群众的一片叫好声的。而作为法律人，则必须对其说“不”。群众痛恨 腐败，痛恨贪官，现在已经到了不加分析确认就一片喊杀的程度。在这里，什么合法侦查、客观分析、允许辩解、多方确证， 法庭抗辩、合议判决，都已经是不必要的。所有的官员只要被传讯被抓捕，百姓就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贪官。查出一万认为他有 十万，查出十万认为他有百万。判了五年恨不得十年，判了十年认为应当判死刑。即使这个人判了，还是不过瘾，认为其他的 更大的贪官被包庇了没有深挖出来。因此，群众对腐败的痛很，已经到了认为无官不腐的极为过激的程度。针对现在的官场弊 政，群众这样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执法人员、司法人员、政治家、管天下的人，就绝对不可以这样看问题。党和国家的 官员必须不是在口号上、而是在实际具体问题上，对自己的队伍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而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被传唤就认为已经可以确定他是贪官。真正理性地掌握社会脉搏的人，必须非常客观冷静地看 问题，不能凭习惯观念和社会情绪行事。

　　在非正常的没有强调依法治国的年代，我们的社会曾经十分流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个被组织上调查的人如果自杀 ，我们是不问他为何自杀，也不问他有没有冤愤难平和被刑讯逼供，而是直接认定自杀者有罪的。文化大革命中，“自绝于人 民”曾经是一条多么冠冕堂皇的掩盖迫害者罪行的赦免令啊！那个时候对自杀原因是无须调查的，冤死的人没有机会让社会知 道真相。而派系风向一变，迫害别人的人，有的自己也这样“自绝于人民”，同样也是不知原因。因此，这种行事方法是既害 人也同时害己。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新一代的各级领导者已经不是这样的素质。依法治国、“无罪推定”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法治治 国论者的基本观念。但这种“对抗组织就是有罪、罪该万死”的观念，仍然在我们某些新一代政治家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 着，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政治家如果是这样的观念，法学家是没有办法的。法律是政治的 工具，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不从根本上树立真正的法治观，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是困难的。

　　那么，出了这种事件怎么办？很简单，必须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查明这个自杀者是不是有罪；查明他 的死因是确因自身畏罪，还是审查不当；查明他是被冤枉委屈和被刑讯逼供而自杀，还是他自己确有问题而自杀。这样的调查 结论和真相必须向社会公布。这样，反腐败工作才能依法进行，纳入法制轨道。这样，对这个干部才是一种负责，对查他的组 织也是一种负责，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中国真正建立程序化、法制化办案的规则，即没有一个真正的贪官可以因为一死了之而进 行遮掩，也没有一个违法办案的人致人死伤而不用受到追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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