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治到达和谐(图)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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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日前，广州20个楼盘的业委会负责人联合起来，向广东省人大推荐由民间力量组织撰写的《广东省业主自治条例》(业主建议稿)。他们的远期目标是，争取向全国人大提出一部《业主自治法》的草案。业主自治，立足点虽低，意义却深远，社会观察家们将此视为是中国社会自治的一个生长节点。在构建和谐社会已成社会共识的当前，社会的自治应该是通

往和谐社会的一条坦途。诚如秋风先生在本文中所提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及其通过各种方式组成的团体——包括家庭、企业及社团——的努力。

　　秋风

　　1.自我驯化

　　(引言)通往和谐之路，固然需要制度变革，但首先需要个人心灵的自我驯化，人当有所敬畏，除了外在的法律与习俗约束，更需要内在的、心灵的约束。只有大多数民众能够同情地理解自己的邻居、路人，这个社会才有和谐可言。

　　(正文)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和谐就等于生活于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中，各自尊重和认可他人的权利和利益，每个人均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受到他人、包括政府的干扰和侵害。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利益之分化，和谐不等于每个人被强迫追求同一个目标而形成的那种看似整齐一律的秩序。和谐仅仅意味着追求着不同目标的自由人找到了相互兼容的良方。

　　此种良方一方面体现为制度的恰当安排，主要就是通过法治给予每个人以正义，通过民主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制定相关规则；但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个人对他人、对他人的权利与利益的态度。前者乃是制度变革的事情，应付之公共选择。后者则是个人心灵的问题，属于道德与宗教的范畴。

　　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失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制度的不公，比如，民众的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确认与保障，弱者之财产遭到侵害的情形所在多有，且触目惊心。生活于此种环境中，弱势群体自然不可能心静如水。

　　不过，社会失调，同时也由于个人的精神失衡。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是在传统彻底崩溃的废墟上展开，经济学又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预设当成一种道德戒律，这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小传统相结合，形成了这个时代极端的利己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物质主义哲学相配合，把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物质化存在，财富成为这个社会几乎所有人心目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这种原子式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确释放出了令世人震惊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会使人一直陷于不安与焦虑中，因为，他总觉得不满足，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更多。此时，人们唯一关心的是财富的分配状态，政府进行再分配的努力则会激发出一种更强烈的分享他人财富的欲望。一旦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就会怨恨政府、怨恨那些财富比自己稍多的人。乍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假如人们的心灵是物质主义的，财富的再分配并不能使他们的心灵趋于宁静。

　　因此，通往和谐之路，固然需要制度变革，但首先需要个人心灵的自我驯化：中国需要一场道德振兴运动。政府已经意识到道德秩序对于社会秩序的决定性意义，并掀起了若干道德教育活动。但政府的教化活动必然会流于形式，道德建设应当是社会的事务，必得由社会自己进行。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印度的人均GDP低于中国，其收入分配不均状况也相当严重，但印度人的心态似乎要比中国人平和得多，原因主要就在于印度人普遍具有虔诚信仰。相反，当下中国人却普遍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心，而变得冷漠，强者冷酷，而弱者内心充满怨恨。这正是财富增加而幸福感却下降的根本原因。

　　人当有所敬畏，除了外在的法律与习俗约束，更需要内在的、心灵的约束，这是同情地理解他人的基础，而只有大多数民众能够同情地理解自己的邻居、路人，这个社会才有和谐可言。

　　2.社会自治

　　(引言)社会之和谐，需要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治理。每个自然的或自愿的社会性组织，都会形成某种规范、规则，它将通过人们的互相监督、模仿、激励，而驯化心灵，重塑行为模式。社会人是公民的前提，社会的自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正文)当然，原子化的个体存在是无所谓和谐的，和谐存在于社会中，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很自然地是由近及远的，从家庭到邻里，从社区到职业团体，从兴趣团体及公益性组织，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人自然地会进入这些组织，并通过这些社会性生活驯化自己，探寻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社会之和谐，需要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治理。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恰恰缺乏这样的“社会”，甚至连最自然的“社会”——家庭——都不复完整，个体被编制进具体而微的国家单位中，一切行为屈从权力的安排。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讨论道德或者和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体根本无从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时只有整齐划一而没有和谐。随后，权力的控制在某些方面弱化，但社会的发育仍然遇到极大制约。原子化的个体成为纯粹物质性、商业性存在，除了国家的强制性惩罚之外，他无所畏惧；而在败德的从众心理驱使下，每个人也都随时准备越轨、违规、犯法，人与人之间互相提防，当然无和谐可言。

　　要找到和谐，就需要重建“社会”，让那从权力之网中走出来的原子化的个人、经济人，成为社会人。每个自然的或自愿的社会性组织，都会形成某种规范、规则，它将通过人们的互相监督、模仿、激励，而驯化心灵，重塑行为模式。这将是一个集体的救赎或者相互救赎的过程。社会人是公民的前提，社会的自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种厚实的社会，对国家权力构成一种坚韧的制约力量，因而，亦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

　　3.分享机制

　　(引言)任何一个社会内部，都会存在分层现象。优势群体有责任在新的市场化基础上重建社会分享机制，比如，建立起一套民间的公共品供应体系。这种由社会进行的知识与财富的自发再分配，自然有助于各个群体间的和谐。

　　(正文)任何一个社会内部，都会存在分层现象。比如，按照占有财富的多寡，个人分属于富裕群体、中产阶级和贫困群体；按照占有权力的多寡可划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按照占有知识的多寡可分出知识精英和一般大众，在二元经济下，也有城市与乡村之分。不过，由于权力深深地介入市场、学术等领域，当代中国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分野大约是最深刻的，甚至陷入一种对抗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来，出现了孙立平教授所说的“精英的寡头化和大众的民粹化”。优势群体自私、骄横、冷酷，劣势群体则不满、愤怒、怨恨，立刻准备看精英们的笑话。

　　社会欲实现和谐，就需要各个群体相互调适。为此，不管是优势群体还是劣势群体，都需要节制自己的本能、激情，前者需要节制其骄横，后者需要节制其怨恨。优势群体既然居于优势，自然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此种责任包括构建财富、知识等资源的社会分享机制。

　　在古代社会，士大夫与富商合作建立了很多社会分享机制，包括提供道路、教育等公共品、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等。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权力主导下的现代经济与中心城市的发展，传统的社会分享机制逐渐瓦解。50年代之后，社会完全由权力组织，群体间的分化与对抗被上下分明的权力秩序掩盖了。人们以为生活在平等状态中，其实两个群体是绝对的不平等。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商业化不过让这种差距与对立呈现出来而已。

　　优势群体有责任在新的市场化基础上重建社会分享机制，比如，建立起一套民间的公共品供应体系。现代政府既然征收了那么多税款，当然有责任向民众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但这并不排斥社会自发的公共品供应，一个健全的、和谐的社会甚至应以这种民间公共品供应体系为基础，比如，民间公益性教育体系、文化艺术体系、灾难救助体系、扶贫帮贫体系。通过这些活动，各个群体自愿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帮助其他群体。这种由社会进行的知识与财富的自发再分配，自然有助于各个群体间的和谐。

　　秋风

　　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与普通法宪政主义。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立宪的技艺》、《权力的现状》，译有《哈耶克传》、《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

　　(标题)提倡个性就要准备付代价

　　(引言)如果我们不想扼杀创新精神，就必须容忍一切可爱或不可爱的个性。

　　尤小立 苏州大学副教授

　　(正文)中国人民大学八位女生身着学士服在校碑前露腿的毕业照经互联网上传播后，引来不少谴责之声。虽然这些反对意见的依据不尽相同，但戴着“道德眼镜”这一点却没有不同。

　　中华民族是个道德感相当强的民族，从孔夫子那时开始，就在讲道德。但万事都用一成不变的道德衡量，就很可怕。过去的“假道学先生”是人人憎恶的，现如今，谁也不想被人称为“假道学先生”，可是，一遇上事，“假道学先生”的遗风还是容易显露。

　　现在都在讲“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和谐社会”首先就要讲宽容。社会是人组成的，你老是看着人家不顺眼，你怎么能与人相处，与人为善，与人和谐呢？当然，宽容也有个道德底线，超越道德底线自然可以批评。但这几张人大女生的露腿毕业照怎么看都离道德底线有一段距离，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大学生，所以不可以有如此这般的举动吗？

　　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是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其实，这个原则不仅适合文史研究，也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我们不必去质问那几位女生的个中原因，因为我们中不少人都有大学生活和毕业的经历。记得二十年前大学快毕业的某一天晚上，我与几位男女同学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声嘶力竭地唱了一夜的歌。当一个青年面对未知的命运时，如此宣泄一下，一点儿也不奇怪。那仅是那时的心境、环境和境遇造成的偶然的“一次性”的行为。我想这几位女生也一样，她们不过是在毕业前夕的突发奇想而已。

　　不用说，这几位女生体现出了她们的个性。而据我观察，与前几年相比，现今大学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个性化，虽然这种个性化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外表之上。大学生的个性化固然与社会发展的状态有关，但大学在“创新”动力之下的着力提倡和培养，也是重要的原因。尽管如此，大学似乎并没有对提倡个性化后可能付出的代价做好心理准备。这次人民大学校方迟迟不愿正面回应照片一事，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在人大看来，这至少不是什么多好的事。而事实上，个性化之后，令人不快的个性也必然会出现。我曾经看过朋友从日本带回的日本某国立大学毕业典礼的录像。在庄严的毕业典礼进行的同时，几个毕业的男生穿着夏威夷草裙在学校的假山水池里嬉闹。没人出来制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妨碍他人。恶作剧出现在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之时，这就是代价。

　　人大女生这样突发奇想地展示个性，也是代价。但这个代价不仅完全正常，它同时测试着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宽容度。人大有位老师称，学生举动只是“善意的创新”。表面看，这个评价是合适的，但实际上，他混淆了“创新”与搞笑的界限。真正的创新是创造新价值的，而学生的举动只是在满足她们自己的愿望。但这个混淆也有意义，因为它提示出个性化与创新性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

　　总之，如果我们不想扼杀创新精神，着力构建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的话，就必须容忍一切可爱或不可爱的个性，并且不会因为要付出正常的代价，就把个性限定在单一的似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标题)被“包养”之后

　　(引言)在同情洪峰遭遇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在里面。

　　五岳散人 知名网友

　　(正文)有条消息实在是触目惊心：当年被沈阳文化局当作“特殊人才”引进的著名作家洪峰，近日挂块牌子在闹市乞讨，上书“洪峰，职业：中国作家”的字样。

　　看到这消息，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作家可能最近流行行为艺术；看到后来的说明才知道，原来是沈阳文化局十年前曾答应洪峰的条件没有兑现，而条件之一是“可以不坐班”，之二是“当时价值十八万的房子”。洪峰家人最近又得病，他不上班的结果是沈阳文化局停发了他的工资。所以无奈之下作家洪峰才出此下策。

　　因此，我的第二反应是，沈阳文化局干了一件特别扯淡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写作这事虽然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还是有些与其他行业不尽相同之处。强迫一个专业作家每天去坐班，基本上就等于训练猩猩去非洲草原上追捕羚羊？追是可以的，结果当然是会饿死。猩猩会饿死，作家会写不出东西。写不出东西的作家，基本上不算活人。

　　然后我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虽然很不厚道，可是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

　　如果我这么形容一种职业：该职业不用上班可以有人给钱，还有房子住着。那么，除了作家外，我能想起的就是被包养的女人了。而且最后的结局也差不多，很少有被包养的女人可以最后入主包养者的家庭，最多的是失宠而去。洪峰这个结果与此也没有多少差别，都是出钱的人打算甩掉包袱。

　　当然，这么说实在是有点不厚道，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饱受打击的作家确实不好。但我无法不这么想。道理很简单，写作是件很个人的事，由国家财政里拿出钱来养作家不是不可以，人家要是不想养了，干脆自己走人比较好。作为这么独立的一种职业，不能靠自己的文字养活自己就够丢人的了，要是用这种上街乞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慨，实在也是一种很不体面的事。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不妨往前再引申一步。总是有人说，我们的很多作家现在写的东西实在是不太像样。我觉得这事儿除了与文脉有关，更多的是我们的作家很多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记得曾有哲人云：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一个人总是要能养活自己才能谈其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是有几亩薄田，不然就是能替人代写家信。空着肚子奢谈理想的人，基本上属于不靠谱。

　　而洪作家当年觉得可以有个牢靠的饭碗，就像相信了有钱人的甜言蜜语的女人一样，把自己的终身依托了一个不该依托的人。这个代价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后果。这种结果除了让人有点兔死狐悲的同情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在同情洪峰遭遇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在里面。当然，我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事儿在我的想法里，就是给所有现在还在眷恋体制内温暖的人提了个醒儿。目前这种由国家出钱养作家的事情，早晚都是要结束的。要是想养家糊口，并且对得起自己头上那个作家的称号，不妨早做打算。

　　(标题)如何看待资本自由度

　　(引言)“资本自由度”要求政府与市场“离远点”，即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

　　东方愚 经济评论编辑

　　(正文)中国社科院日前首次发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

　　应该为浙江喝彩还是担忧？如果放在两年前，担忧者甚众，记得那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农·史密斯来了中国，唠叨着“资本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础和经济繁荣的保障”，甚至引申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话唾沫横飞地说“智者是不会干涉别人走向富裕的道路的”，但谨慎的中国人仍然觉得应三思而后行。

　　两年过去了，喝彩的声音占了上风。现实来看，浙江民营经济搞的有多红火有目共睹，人均GDP也是一路走高。有人可能又会提拎出温州“炒×团”来说事，说什么金融风险丛生，说什么民众福利受损。这显然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虽说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带来散乱无序的民间游资，甚至是炒房团、炒煤团等令人头痛的附属品，但另一方面，资本自由化更是自由竞争、行为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母体。民间金融近年来摆上了央行等国家部委的案面，最近的莫过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中国掀起的新一股民间小额信贷争论热潮了，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阶段努力的方向。

　　问题是，特权与强权过度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省市的一大硬伤。当初温州民资响应北京国资委的邀请，欢天喜地参与了北京国企改制，结果呢？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半路夭折。国企行政垄断态势的不松反紧引得一片嘘声。

　　资本积累阶段的民企或许曾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多少年后东窗事发，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昔日资本流动的不自由，而是这个企业主怎么样地不道德，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最近关于黄光裕因“涉嫌违法贷款”而“受查”的传言再一次警醒，如果今日中国仍然对资本自由度不加重视，那么多少年后，中国市场机制的软肋与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依然将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短腿。

　　事实上，早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达成基本共识，即政府应不遗余力保护和促进经济自由。由于历史与体制方面的因素，我国对这一命题左右两边观点一直是各有千秋；不过，目前形势已非常明朗，力促资本自由化不失为明智之举。

　　“资本自由度”要求政府与市场“离远点”，即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当然，“远”主要是指行政部门收拢旁逸斜出的“蟹角”，而不是“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促进资本自由度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给予自愿交易、方式灵活的民间信贷以足够信任，给一些优质的民企在申请出口信贷时给予适当的政府担保等。

　　(标题)屈原“代言”猪饲料委屈吗？

　　(引言)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可以成为国民调侃的对象，没人以为是“大不敬”和“亵渎”。

　　鄢烈山 知名杂文家

　　(正文)先是看到湖南岳阳有人将猪饲料命名为“屈原”牌，而湖北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代表”屈原故乡人发函对此表示强烈义愤，我一笑了之。心想，我的湖北老乡八成是让别人占了先机，抢先注册了“屈原”的品牌，恼羞成怒。这与湖北人与河南人争诸葛亮隐居地，全国好几个地方争炎帝故乡差不多是一路吧，差异只在于这回是出生地与归魂地在抢占屈原的名声资源。

　　然而，看了《南都周刊》上“社会学研究者”河伯先生的文章《商标命名自由的边界》，始觉自己太小人之心了。相信河伯跟我一样不是“湖北利益”的代言人，他是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非议这个猪饲料命名的。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以致呼吁在“法不禁止”之外“考虑重新描画自由的疆界”。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在我看来，命名(者)只在乎名字本身的传播效果，与被命名物事的属性、“美丑善恶”并不相关。众所周知，许多物理量是以发现者来命名的，比如我们常用的电学名词(单位)，安(培)、伏(特)、瓦(特)、欧(姆)等等，不会有人想到若出现了电死人这种坏事有损安培们的声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细菌、病毒是以著名科学家来命名的。比如，可引发食物中毒的沙门氏细菌，感染者死亡率很高的查格斯氏病毒，还有什么雅克氏病毒、拉氏病毒等等。以这些科学家命名细菌、病毒，绝无“亵渎先贤”之意，反而是承认他们对人类的贡献，表达的是后人对前贤的感激和尊敬。这在伦理和审美上有问题吗？

　　以“屈原”来命名猪饲料，我看很贴切嘛。屈原不是“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吗？让他为农民的猪饲料“代言”，做猪饲料的“形象大使”，他一定很乐意吧！从传播效果看，接受人不知“屈原”何解的，会发问为什么要用这么个品名。这一来，不是达到宣传屈原的目的了吗？说不定，一深问，还由此知道了屈原的故乡不是湖南汨罗而是湖北秭归，替秭归也做了广告呢。

　　河伯先生不习惯伟大诗人屈原与猪饲料这样的俗物相关联。他打比方说，好比法国人不能接受拿破仑与痔疮“相提并论”。不对啦，法国人如何且不管，我知道武汉就有一个中药名牌叫“马应龙痔疮膏”行销全中国。我自己常用，亲朋好友手上受了伤、脸上长了疮，我也劝他们搽搽试试。“马应龙”就是人名，我很敬佩和感谢他。

　　或曰马应龙这样的小人物怎能跟拿破仑、屈原这样的大人物比？这就是个观念问题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可以成为国民调侃的对象，没人以为是“大不敬”和“亵渎”，人家上上下下都习惯了。相信中国人也会慢慢习惯这种情形的。先行一步的是，这些年奇奇怪怪的网名我们已见怪不怪了；中国女性曾经的“笑不露齿，行不露趾”已成了古董，我们都接受露脐装、比基尼了！总之，伦理呀审美呀都是会变的嘛。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特别向被封为“爱国诗人”的屈原致敬的是，他的胸怀可能比我们当代许多人想像的更开阔更“现代”，他居然在《涉江》一篇中将率吴兵灭楚国的伍子胥引为同调，为忠而见疑、贤而不用者鸣不平。

　　(标题)洋协管风波背后的网络新闻主义

　　(引言)很大程度上网络只是初级形态的草根信息场。

　　石扉客 资深传媒人

　　(正文)前几天，一个名叫老安的摄影爱好者把上班路上拍摄的一组街头冲突照片，加上文字解说，发到自己的博客上。这个帖子被转到某著名论坛后，马上被几家报社记者拿来做了现成的新闻，随后网易等几个门户网站就放了头条。

　　按照报道归纳的说法，这组照片的核心故事讲的是“一位身在北京的外籍女士因为看不惯机动车驶上了非机动车道，充当了一次‘交通协管’，将自行车挡在车前，使其驶回车道。但此举受到小车司机横蛮对待。这组图片被转载到某知名论坛后，引发网友之间关于国人素质的热议”。

　　老实说，这个大概可以名为“洋协管风波”的帖子我也看到了，事件本身并没让我有多大震惊。之后的报纸报道却让我很不安：职业记者笔下的报道，居然仅仅是这个原生态的帖子的简单复述，而稍负责任的版本，不过加上了对帖子作者的简单访问。

　　这新闻也太容易做了吧？凭几张照片，就能还原出事件的完整过程？就凭一张帖子，就能奠定事件的是非黑白？就凭博客主人帖子的自述，没有当事人双方和发帖者之外的目击第三人，这也算旨在探求真相的采访？当年轰动一时的踩猫事件，好歹还是未经处理的连续视频，好歹也还有包括央视《新闻调查》在内众多职业记者们从网络到现实的艰苦追踪采访。

　　当然，你完全可以说，凭借常识和生活经验，这个帖子和照片九成属实。这个我也相信，问题是，这种做法不能允许，更不能成为常规的新闻操作路径。我承认网络是天然的新闻利器，但别忘了，网络决不等于新闻，很大程度上网络只是初级形态的草根信息场。如果从网络到新闻的距离如此之短，如此之方便快捷，没有追加记者的汗水和智力，没有职业新闻人的经验甄别和专业操作，甚至没有简陋的再加工，这个所谓网络新闻主义，也委实太可怕了吧？

　　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这类事实还有点可疑的新闻，这类残缺的真相，受众并不苛求于它的不靠谱，就开始倾诉他们猛烈而复杂的社会情绪了。换言之，这类不靠谱的新闻，似乎已经直接成为了习惯于就事不论事的受众社会情绪的点燃者。什么公正，什么平衡，什么职业新闻人提供信息的专业操守和起码能力，似乎都已经退居幕后了。

　　真不希望看到简体中文时代的社会新闻记者们，也开始和简体中文时代的时政新闻记者们一样，也开始和习惯于，并乐于，坐在办公室里，用搜索引擎和电话写稿。

　　一位开车的朋友跟我说，从帖子里的情况来看，有一种可能是，实际情况和帖子主人描述的正好相反，即照片里的这个司机原来已经在非机动车道停车，刚起步准备进入机动车道。

　　很不幸，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新的消息传来了，正好印证了我这个朋友的猜测。莫名其妙被大众情绪妖魔化了一把的小车主人，深感受到伤害，却一腔怒火不知向谁发泄。那位名叫老安的帖主，则在自己博客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我的个人博客只是自己玩、自己记录自己的所闻所见，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思。媒体的炒作，不是我的本意，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觉得没有义务去核实什么根本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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