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炫富背后的异化认同

　　作者：成庆

　　财富并无能力将一个人的人格塑造得更加圆满，相反，当我们都将所有的认同依附在财富身上，那么就越把自己塑造成“物质人”，只能借助外在的财富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感。“宝马”已不再是代步工具，而是构成了这些“炫富者”生存的唯一意义所在。

　　“炫富”一词今天突然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这当然与忽如一夜春风来的财富暴发有关。许多人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积聚了二十年前无法想象的财富，对于长期以来物质匮乏的中国社会而言，财富顿时成为区分彼此阶层的重要标志。开宝马与开POLO甚至骑自行车之间，迅速划分出容易辨识的社会等级。

　　“炫富”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甚嚣尘上，在媒体上到处都可见到富豪们谈论游艇、私人飞机以及豪华轿车的报道，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斗富”的言论，匿名发帖者自我标榜为上流社会的人物，拥有各种顶级名牌饰物，也让广大网民面面相觑，大受刺激。

　　回想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可是“越穷越光荣”的激情岁月，鄙视财富与金钱在那个时代达到一个顶峰，当时人们认为，财富会引发灵魂的堕落和不洁，要成为纯洁无瑕的人，必然要远离金钱与财富。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是维持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这也是市场社会能在近两百多年来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

　　问题在于，今天弥漫在中国的“炫富”现象，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社会心理？为什么这些富豪们只要一出现，皆以各种财富的符号粉墨登场，LV、CHANNEL、BMW等等名牌符号，背后支撑的是怎么样的一颗颗富豪的心灵？

　　从西方经济史来看，欧洲的贵族在传统经济上自然是贵胄门第，不少也极尽豪奢之能事。但贵族传统有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对教化的尊重。一个贵族子弟，尽管身拥数万家产，但如果没有受到严格的礼仪与高等文化熏陶，也难以获得尊重，毕竟家产散尽是一朝一夕之事，教养却是传统，可历数代人而不衰。同样对于最早投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清教徒，虽然勤恳经营获得财富，但是对他们而言，财富的获取乃是表明他们对上帝的尊重，从而在生活上克制勤俭，绝不穷奢。

　　这些都可以说明，财富并无能力将一个人的人格塑造得更加圆满，相反，当我们都将所有的认同依附在财富身上，那么就越把自己塑造成“物质人”，只能借助外在的财富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感。“

　　在今天这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由于中国人的世俗传统与消费主义的亲近关系，国人从未如此地体验到消费主义的种种快乐，物质财富也似乎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上帝，炫富者由于身家过亿而自恃为上帝的宠儿，殊不知，越当你每日忙于炫耀你的财富时，这种对财富的认同会让你人生的意义变得越加空洞和虚妄。

　　网络放大炫富病

　　作者：河伯

　　如果完整地回顾这个趋势——“网络炫富风”，就会明白这个“网络”的前缀确实带来了实质的意义。举例来说，倒退二十年，确实有所谓“大款”当街相互燃烧抛撒纸币“拼富”，但当时我们只是耳闻而绝少有人目睹，于是大多付之一笑；如今，燃烧百元纸币点烟的图片、蹩脚的天生富贵的言论就在我们面前并且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无限传播，原本是瞬间的厌恶感就这样被传播感染、无限扩大了。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炫富”会重新作为一种潮流与风气出现，我们不如说这种“炫富”是依托于更为广泛的“仇富”而产生的。

　　早在100年前，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就已经对所有“炫富”行为进行了极致的理论探讨，不过，这本伟大的著作并没有消灭“炫耀消费”，而是催生了两个相互缠斗的发展脉络：品牌营销与消费批判。

　　我们既然认同了国际性的品牌体系，我们既然呼吁中国超级品牌的诞生，为什么会对炫耀性消费突然如此敏感呢？事实是，那些在顶级酒店里庄重内敛的奢侈品牌、那些在大型商场光彩照人的一线品牌与批发市场中红绿杂缀的野鸡品牌，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不同的生存结构、生活轨迹与生命意识，不同的品牌消费已经区隔了不同的人群，品牌定位、目标人群与媒介选择的种种理论则充斥营销学。

　　如果我们已经接受，用LV皮包的人与我们并不同路，我们何必要对他们产生由衷的厌恶与愤怒呢？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的所谓专家们只能站出来说：烧人民币涉嫌违法？

　　如果完整地回顾这个趋势——“网络炫富风”，就会明白这个“网络”的前缀确实带来了实质的意义。举例来说，倒退二十年，确实有所谓“大款”当街相互燃烧抛撒纸币“拼富”，但当时我们只是耳闻而绝少有人目睹，于是大多付之一笑；如今，燃烧百元纸币点烟的图片、蹩脚的天生富贵的言论就在我们面前并且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无限传播，原本是瞬间的厌恶感就这样被传播感染、无限扩大了。

　　归结起来，网络“民情”总是表现为一种略显偏执的“保守”，对所有“异类”很容易表达出近乎诅咒的情绪，所以网络成为各种狭隘情绪的聚集地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网络身份的虚拟性与上网状态的孤独性，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平和的人也可能倾向于表达某些极端情绪，而那些实际上很极端的人，也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粉丝拥趸。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少会认为一个主张理解、同情学习其他国家或文化的人是“×奸”，但在网络上，这样的言论肯定会陷入极度难堪的围攻，甚至这种毒火会直接燃烧到现实生活中，前些年那个因为发表同情我们某个近邻国家的帖子而被迫离职的小职员以及最近那段被曝光乃至“追杀”的不伦恋情(其实从统计学上来说，中国人的性伴侣数量已经是国际水准了，一个家庭的出墙行为完全没理由搞得如此沸沸扬扬)，无一不是恰巧落入了网络民情的漩涡中。

　　于是，那些对网络特性有所体悟的人，便会有意运用这些效应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那个所谓的“流氓外教”，虽然最后证明那不过是几个研究者的一次民情调查，但在中国的外籍人士相对集中的城市与区域中，类似的事情难道不是早已举目皆是，并形成了成熟的“需求-供应”体系吗？

　　网络的情绪好像存在某种滞后效应，我们突然会对一些二十年前的无聊炫富做派与十年前就不算罕见的国别交流形式变得极端敏感，迸发出类似传染病式的情感效应。此前，对汽车制造商、地产开发商、电信运营商，也都源于网络发生了多轮仇富情绪的风潮。

　　让我们回顾一下某财经杂志如何描述前中国首富的财富人生：他会乘坐私人飞机到英国的私人古堡中，在英国管家与侍者的殷勤服务中，与家人享受悠然的假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化的财富时代，即便白手起家的富豪们也早已学会内敛与低调的处事方式，我们还要相信那冒牌货小贩的种种做派是“炫富”吗？对于网络的传播形式，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但在此之前，我们对于网络的传播内容，完全不必如此煞有介事。

　　网络，既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既是新潮的，又是封闭的，这就是酿成一次次爆发性风潮的根本原因，这大概可以成为“网络病”吧。所以，对于所谓“网络炫富”，我们当作如是观，会更接近事实些。

　　但在文末，笔者并不想把网络仇富心态完全归结为网络本身，而是希望大家一起回顾《有闲阶级论》中的一个结论：在财富获得形式相对暴力与不公平的情况下，社会更容易产生仇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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