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合力”

　　如何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合力”

　　嘉宾：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炳坤：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张红宇：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巡视员

　　为什么需要农村合作组织

　　农村合作组织有哪些作用？如何通过农村合作组织维护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民的处境？

　　陈凤英：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是农民一定要有积极性，不能只想着政府能给点什么。农民要为自己而奋斗。这一点韩国做得很好，韩国的农民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他们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大都通过集体来决定，除了经济合作组织，还有一些新村妇女、新村青年、新村领袖等协会之类的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都是自发成立，自愿服务于新农村的，可以激发农民参与新村建设的积极性，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

　　李炳坤：维护农民的权益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农民之间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可以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用各自的承包地来入股，那么这种入股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制度，通过合作制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通过流转集中起来安排生产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而且也有利于与龙头企业的股份制对接。

　　怎样与龙头企业的股份制对接呢？

　　李炳坤：把合作经济组织的这一部分承包地交给合作经济组织来管理，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适当的方式与龙头企业的股份制对接，这样既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会受到一些风险的冲击，同时农民的土地收购也能够得到保证，而且还可以在龙头企业利润比较好、经营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参与分红，也就是股份制和合作制进行对接，这样的一种方式应当加以探讨，因为对接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这样就构造了一道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权益的“防火墙”，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有哪些作用？

　　张红宇：我们加入WTO已经有5年的历史，大家都感觉到中国的农业频频受到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可去年香港世贸组织农业谈判，在场外抗议世贸组织农业谈判的不是中国大陆的农民，是韩国的农民，是日本的农民，为什么？他们感觉到放开市场以后，对他们国家农业的冲击非常大。韩国、日本的农业资源是非常稀缺的，他们加入WTO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后是频频受到冲击。但是他们农民组织替他们说话，而中国的农民同样在农产品的进口环节里面也受到冲击，但是缺乏一些代言人，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发达。

　　组织化程度不高都有什么不利影响呢？

　　张红宇：我们说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太低是影响农民收入的直接原因，那么，怎么样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答案是规模生产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规模经营不要说在土地上，即使在经营环节上的规模经营也有难度，如果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的话也是非常难办的事情。

　　提高组织化程度的要诀

　　应该怎样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呢？

　　张红宇：我认为还是要尽快地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通过法律的手段使农民在组织化程度上有一个飞速的、或者是非常明确的界定。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马上要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我相信这个法的颁布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极为有用的。事实上，在人民公社体制破产以后，通过我们新法规的颁布，重组农民的经济组织，这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应该是充满光明的。

　　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之外还有什么方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呢？

　　张红宇：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了。到现在为止，全国农业化产业经营组织大大小小的有10多万个，全国性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是580个，省一级的大概达到4000多个。农业产业化组织在经营生产、联系农民、联系市场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个家庭通过参加产业化组织，平均一年可以多收入一千多块钱。2005年一个农民的收入是3255元，那么通过参加组织，一个家庭按4人计算，平均每个人也会增加了二三百块钱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农民收入的7%～8%。

　　农民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组织？

　　张红宇：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一定要让农民自由选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之上，在家庭经营的体制之上，让农民自我选择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农民在认识市场方面应该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

　　李炳坤：事实上农民在自我选择组织的形式方面积极性是很高的，也采取了多种模式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自身组创新程度，比如协会、公司加协会、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协会加农户，各个方面的创新层出不穷。有的就解决了生产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有的就解决了流通方面的环节问题。

　　政府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张红宇：政府在发展农业组织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第一是提供较好政策，农民的合作组织应该比其他单个的个体，或者其他的一些群体更应该享受包括税收、补贴等。第二是搭建平台，包括信息平台。第三是应该创造有效、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对农业的投入、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比如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疫病防控等等。第四，要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供人才培养，包括农民组织化的管理阶层、技术人员、经营人员等。

　　(《小康》记者陶勇根据论坛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