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绝大多数被骚扰者选择沉默

　　沉默的大多数

　　“大量的性骚扰处于隐秘状态，很难去统计，事实上绝大多数被骚扰者都选择了沉默。”周美珍告诉记者，唯尔福妇女儿童热线中电话最多的是来自职场的性骚扰。

　　相较于公共场合发生的性骚扰，职场发生的性骚扰似乎更可以被称为“难言之隐”。

来自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一组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间，红枫接到526个有关性骚扰的咨询求助电话，主要人群是公司职员、工人、学生和公务员，而职员占到了总数的1／4。调查显示，性骚扰的发生场地以职业场所为主，来自上司的性骚扰占总数的32%，来自同事的占16%。

　　“在中国

　　对于遭遇到职场的性骚扰的女性而言，进退皆难。“由于职场中的性骚扰往往发生在隐秘的空间，言语和身体接触很难留下证据，造成取证困难，受害者往往迫于权力控制选择忍耐；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旦捅出去，总是责怪受害女性衣服穿着暴露、自己不谨慎等，对性骚扰的评议由此上升到对道德层面的审判。”徐安琪告诉记者。

　　研究性骚扰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灿早就发现，许多跨国公司在本国的企业管理规则中都有禁止性骚扰的专门规定，然而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管理规则中，大多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些，都是法律不容忽视的真空地带。

　　相比较公共场合和职场，家庭内发生的性骚扰更为隐秘，将于12月初正式推出的《北京市家政服务合同》论证稿中特别规定消费者不得歧视、虐待或性骚扰家政公司员工，不得安排家政公司员工与异性成年人

　　在周美珍看来，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骚扰仍是个值得探索的命题，周美珍接触到好几例女儿在童年时期遭到父亲性骚扰的案例，触目惊心，“这是伴随她们一生的心理阴影，这些被性骚扰过的女孩大多都有过自杀倾向，女儿一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就害怕到把门锁上，她们的整个童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到了成年就急着逃离家庭，她们不自信，和异性一直处理不好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和父母有隔阂，有时甚至产生报复的心理……”

　　高校也成为性骚扰发生的一个特殊区域。

　　就在今年3月，北京某美院的学生木某利用单独与头像女模特张某在教室里作画的机会，用双手触摸女模特胸部，并出言不逊。张某认为，骚扰者的行为使自己在精神上遭受很大伤害，以致无法再从事模特工作，于是以性骚扰为由起诉木某，要求木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6000元，最后法院以“侵权纠纷”立案。

　　作为女模特张某代理律师的李莹告诉记者，“我的当事人法律意识比较强，在受到性骚扰之后及时报案并向学校反映，警察过来了，骚扰者自己也承认了，公安机关对他作了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几经波折，原告张某最后还是接受了被告的庭外和解，这是一个权衡的过程。“我的当事人考虑到公众对性骚扰的认可度还不够，如果通过法院判决，她很可能会被公之于众，直接影响到家庭及个人发展；何况，重庆的文静案也给了她一个教训——看吧，只要站出来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在李莹看来，中国迄今为止公之于众的性骚扰案例其结果都并非尽如人意，这也影响到后继者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