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滋病NGO领袖竞选人大代表广告词被恶意窜改

李丹照片 陈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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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照片 陈江摄

　　记者 陈江

　　从9月开始，李丹就开始筹划他所在的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人大代表竞选了。10月末，他要在从二环到什刹海、几公里见方的选区内获得数百张选票才能有机会当选，而即便当选，他也仅仅只是北京市西城区数百名区人大代表中的一员。

　　在这个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候选人看来，单凭一己之力搞到如此多的选票，几乎不可能，因为在这个选区内除了机关单位就是大量的平房院落，住在大杂院里的普通百姓，每天起早贪黑挤公车上下班，一个月就赚两三千元，并没有太高的热情去为一个完全陌生的候选人投票。

　　往届当选的人大代表几乎都是区域内各大单位的领导或是为公众服务的积极分子，有人缘，容易拿到同事们的选票。当然，票多票少要看单位的规模。

　　李丹所在的“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的公司，只有6个人。

　　公司位于什刹海旁的寿名寺，一个有参天杨树的两进院落，28岁的他是公司最高领导。办公室被外面的杨树挡住了阳光，风大的日子有些阴冷。

　　稍微了解中国

　　李丹是中国防治艾滋病界旗帜性人物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这位曾经的天文学硕士生放弃学业，孤身走遍河南艾滋村，给艾滋病人送去药物、提供经济援助。2003年，他创办“东珍纳兰”艾滋孤儿学校，2004年被当地政府以“非法办学”的名义关闭前，已经收留了30名艾滋孤儿。

　　一年前，李丹将东珍纳兰的总部从河南搬到了北京，他希望摆脱草台班子的形象，借助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提升“东珍纳兰”的档次。不过今年，李丹发现了另一条提升NGO地位的方式。

　　2006年最后一个季度，全国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进入新一届的选举阶段。“如果我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那么虽然东珍纳兰不能在民政局注册成NGO，但实际工作开展起来就便利得多，成为‘体制内’的人，政府方面就会配合。”李丹在和朋友的交流中得到这样的启发。

　　“合作，至少是不互相拆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薇长年对各地、各级别官员进行艾滋病问题培训，在她看来，不少的地方官员认为非政府组织等同于反政府组织。她告诉《南都周刊》：“官员们对于NGO的态度是有成见的。因此NGO想发挥作用，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

　　李丹对此深有体会。两年前，到地方了解艾滋病情况的李丹遭到当地一位40多岁县长的阻挠，两人从最开始的各摆道理到唇枪舌剑，最后演变成了顽童般的争吵。“你不受欢迎！”“我受欢迎！”“你不受欢迎！”“我受欢迎！”两人争辩了几十次。在当时，这种“对决”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上演。

　　“实际上，有一阵子，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和地方上的关系非常僵。”李丹慢慢回忆着，不时低头思索一会，“当时，地方政府不让我做事情，我就找媒体‘新闻轰炸’，最后双方都损失惨重。”

　　“现在看来，这样做并不明智。”李丹已经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NGO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想做事，政府和NGO必须互相配合，至少是不互相拆台，否则任何公益事业都没法进行下去。

　　他说：“我们是来做事的，所以要寻找各种机会做政府和民间的润滑剂，而不是跳出来决斗，否则就什么都别做了。”

　　如何才能缓和NGO与政府的关系？李丹找到的办法就是参选人大代表：“如果我到艾滋村去送药送钱，放在以往会被地方官说成是不相信政府，如果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那么同是体制内的人，我就能和他们沟通，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阻力……”

　　为了参选，李丹发动整个公司的人到附近宣传。按规定，有工作单位的人在单位所在地参加投票，因此，李丹所在选区的青壮年住户很多不在该区投票，剩下的就是区域内的单位以及户口在这个区域的离退休人员。

　　“你知道，大多数单位都不让我们进去宣传，而要让平房里的大爷大娘们了解李丹的工作，尤其是解释艾滋病的概念，还要说服他们去做选民登记，非常不容易。”东珍纳兰一位工作人员笑道。

　　为了让工作更有效率，李丹将5名工作人员划区划片，每人分别负责几条胡同，对能够争取的选民做尽量多的解释，甚至要蹲在路边等着某个老人遛弯回来。

　　“人家一听艾滋病，立马就躲得远远的，也不问你是干什么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着他的遭遇。

　　在那一段时间里，李丹几乎每天挂在互联网上，见到朋友就问户口地址，寻找关系，托朋友找亲戚，李丹的父亲经常责问李丹：“你瞎折腾什么啊，那就不可能选你……”

　　这种拉票的行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宣传并不被所有人认可，至少选举办公室的人认为这不符合惯例，但也没有人出来严厉制止。

　　结果让人意外，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李丹确有收获。按照他的计算，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到投票的最后一刻，他这个毛遂自荐的参选者将能得到1000多张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