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生命　从这里开始

　　——锦州市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侧记

　　本刊记者(吕娟 宫利 赵先)　　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侧面，安置帮教更注重的是“接续”。面对那些人生曾经有过污点的人，如何让他们融入高墙外的大千世界？他们说，

一句体己的话，一个关心的眼神，一双温暖的手，人生便可能因此不同。

　　“我要重新飞翔”

　　1995年，马飞被判刑入狱时，刚满23岁。那时他想，自己这辈子完了。

　　11年后，带领工人连加了两天夜班的马飞坐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双眼布满血丝，但他说，自己常怀疑这是在做梦，原来，自己也可以这么幸福与充实。

　　马飞属于少年得志，16岁当兵入伍，在全军大比武中得过第一名，曾被军区司令员接见。20岁转业时，被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点名招走。当了三天警察，因参与赌博被抓捕，后被判刑8年。“那时年轻，做事不计后果。”对于过去的细节，马飞垂下头，并不想多提。

　　从年轻气盛一瞬间沦为阶下囚，马飞还未展开的人生就此戛然而止。即便在监狱里积极改造，获得减刑一年，对人生绝望的阴影始终缠绕着他。

　　2002年，马飞出狱，回到自己的老家锦州市凌河区百股村。“不爱出门，走路总是低着头，觉得没脸面对。”锦州市凌河区司法所所长、50岁的张慧芬将马飞的心理看到眼里。

　　马飞对张慧芬最初的家访并没有在意，在他眼里，这个小个子的司法所长只是在走她职务上应该走的程序而已。

　　他没想到，张慧芬与百股村治保主任马忠海在了解了他的需要后，竟连续几次亲自带着他去区里的一些单位说情找工作。“他俩跟我说，现在什么都比不上找份工作自食其力重要。”

　　找工作的路并不顺利，张慧芬回忆，那时，周遭的人没少给马飞“卫生球”眼，而身后的那些指指戳戳也令他感到芒刺在背。“谁歧视，我做谁的工作。”张慧芬说，对于别人所说的好人坏人，她的心里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我就觉得这孩子处在弱势，你帮他一把，他就能站起来，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

　　最终，凌河区煤气安装工程队表示愿意接收马飞，马飞自己也觉得，自己在监狱学的技术在这里可以派上用场。

　　张慧芬没有想到，马飞对这份工作铆足了劲。半年间，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班长、队长，每天七点前上班，加班加点，义务献工160多个，之后，向父亲借了些钱，接手了工程队。

　　工程队要改为煤气安装有限公司，张慧芬与马忠海第一个支持。帮着马飞奔波于工商，税务局间，办理企业营业执照、各种登记手续以及申请税款缓交。

　　2003年中，公司成立了，马飞任公司法人，主管工程副经理。

　　2004年，马飞成了家。

　　他改口叫张慧芬“姑”，不管在哪里遇到，一定要下车，跟她唠几句，“感觉就是自己的亲姑”。张慧芬每次都会问他有啥困难，他也总回答，您放心，我把自己安排得好好的。

　　马飞不仅把自己安排好了，几年来，他的公司先后接收了20余名刑满释放及解教人员，安置下岗职工107个。很多人在监狱里就听说了他，出狱后拿着监狱的介绍信直接来投奔他，“我来者不拒。”马飞说，自己太清楚刚出狱时的心情了，“在监狱里一呆十来年，出来以后，父母没了，老婆跑了，房无一间，地无一陇，连吃饱饭都成问题。这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温暖，有人管，在我这里，有地方住，有饭吃，每月还有一两千的收入，这些都保障了，谁还想再干坏事呢？”

　　“在我这里干过的，没有一个再去犯罪的。”马飞说自己每天都会去宿舍跟工人聊天，因为有共同经历，工人很信他。

　　田宝军出狱后赋闲在家，马飞知道后找到他，让他来自己公司上班，一年后，田攒了一万多元，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开起了废品收购站，年收入好几万。

　　张树国出狱后连住处都没有，马飞帮他拉砖、水泥沙子、出人工，盖起了新房，听说他想养猪，马飞掏出3000元帮他建猪圈，买猪，饲料，张很快致富了，给马飞还钱，马飞手一挥，“钱我不要了，只要你别再违法就行。”

　　马飞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安置帮教基地”的牌子，有的客户不明白，他大大方方地告诉对方，这里是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的工作安置单位，“没有对公司产生任何负面影响”，马飞说，只要自己尊重自己，别人没有看不起的道理。

　　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承揽的工程越来越多。马飞计划几天后去一趟锦州港开发区，“锦州监狱出来的有二三十人在那里背粮食，收入低，租房子住，日子挺难的，我想把他们都接过来，正好公司现在缺人，我跟他们能沟通，他们也服我，愿意跟我干。”

　　马飞说，活到35岁，他从没有这么充实过，“我要对得起父亲给我的这个名字，重新飞翔”。

　　“他们的带动效应大”

　　凌河区的安置帮教工作是辽宁省锦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缩影。

　　2006年初，锦州市司法局对安置帮教机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全市共建立市、县(区)级帮教协调小组8个，乡镇街道依托司法所建立安置帮教工作站116个，成立帮教小组1666个。2006年1至10月份，锦州市刑满释放人员608人，安置率96%，帮教率100%，重新犯罪率3%，远低于辽宁省要求的6%。“实际情况是不到2%，但有些人流动到外地，难免发生意外。”锦州市司法局基层处处长张冬风解释。

　　即便如此，在2006年辽宁省安置帮教工作自检测评中，锦州市还是只给自己评了80多分，“经费困难是硬伤，很多工作无法开展。”张冬风说，不久前，锦州司法局与辽阳第二监狱签订了帮教合同，给服刑人员搞些活动，但因为缺乏经费，计划一直没有落实。

　　“锦州经济比较落后，财政紧张，安置帮教工作没有单独地财政拨款。特别是到了乡镇一级，经济更为拮据。但不能忽视的是，真正有效的帮教工作，都是乡镇村这样的基层在做，他们直接接触这些刑释解教人员，你让这些基层拿钱，肯定没有，他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出人工，拉砖瓦，捐衣物粮食，介绍工作等。这么多年，持之以恒。”锦州市司法局副局长褚卫侠说。

　　黑山县新立屯镇司法所所长李玉华在给记者介绍该县刑释解教典型李建国的事迹时，仍有些忧心忡忡。李玉华今年60岁，做了几十年的基层司法工作。

　　几个月前，李建国的新华农具厂想扩大规模，李建国再次找到黑山县司法局和综治办领导，希望政府能帮助协调贷款，“司法局的张局长、李部长和综治办的张主任亲自跑了几趟信用社帮他申请贷款，可最后银行还是因为缺乏信任，没有批”。

　　李玉华担心李建国因此有思想包袱。

　　李建国目前的情绪确实有些低落。从2000年刑满释放后，六年间，李建国再造了人生的辉煌，创办了农机具厂,申请下来三项技术专利，其研制的花生剥壳机等设备远销省外。

　　按李建国自己的话说：“如果当初没有政府的帮助，他不敢想像自己会有今天。”

　　李建国原是无业青年，因盗窃入狱10年，出狱后，李找到县里，希望能找份工作，县政府、司法局领导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建议他开一个农机修理厂，并亲自帮他跑工商税务登记，办理税务缓交手续。“我感觉社会没有放弃我。”

　　2004年2月，李建国的左脚被机器轧伤，住院治疗。期间，镇税务所通知他去补交税款。李二话没说，拄起双拐从

　　“当时营业厅里坐了很多人，见到我来说，李哥，这里数你年龄最大，只要你说不交，我们都不交。”李建国径直走到缴费窗口，补缴了4300元税款。事后，很多人埋怨他，李建国认为自己没错：“税务局对我有恩，我不能恩将仇报。”

　　这一年，实际是李建国事业的低谷。禽流感爆发，黑山县是重灾区，全县道路封锁，李带领工人制造的机器设备全堆在仓库里生了锈，100万元的投资付诸东流，还负债10多万元，第二年，县里的花生收成不好，李设计的花生剥壳机等设备没了销路，更是雪上加霜。

　　李建国坦言，在日子又回到几乎一贫如洗的时候，他的思想动摇过。“想干点来钱快的，有报复心理。”

　　念头最终还是打住了。“一是觉得不能再对不起媳妇，二是县里镇里的领导三天两头来我这里了解情况，安慰鼓励，想做坏事也没脸啊。”李笑道。

　　贷款没有申请下来，李建国有些一筹莫展。厂子目前的经营状况只是维持，“慢慢干吧”，他说。

　　李玉华让李建国说说他帮教其他刑释解教人员的事迹，李挠挠头，说没啥好说的。李玉华掏出小本，“几年来资助回归人员共计1.6万元，过渡性安置70多名释解人员。”

　　李玉华着重提到，前年，63岁的赵宝山出狱，孤苦伶仃，在沈阳人才市场整整站了4天，没人肯用他。镇里给他办了低保，李建国找到他，让他在厂里干些打更的闲活，帮他盖了房，最后帮他找到了失散的女儿。

　　“有时我们的正面教育工作，真不如他们的带动效应大”，李玉华说。

　　“政府又帮了我”

　　“为什么要进行安置帮教工作？”锦州市司法局副局长褚卫侠说，“从根本上讲，这项工作对社会稳定，农村、城市的和谐起到关键作用。另外，释解人员也是人，他们更需要尊重，需要关爱和社会的承认，如果我们工作做到了，将社会的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这些人对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有时是无法预计的。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安置帮教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工程，要靠政府、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老百姓的共同努力和帮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见到黑山县英城子乡的刘树成时，他正在自己占地3000平方米的厂房里忙里忙外，11月的低温，他的额头却凝着汗珠子。厂房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造而成，“刚进来时，窗户上没一块玻璃，院子里的蒿子草齐腰高”。刘树成卷了铺盖在这里一住七天七夜，用了3个月使厂房焕然一新。

　　刘树成把一行人迎进屋，坐定，片刻后，这个一米八的东北汉子掩面痛哭。

　　刘树成曾是一个死缓犯人。1997年8月假释出狱。刘在监狱服刑期间，四次立功减刑，共服刑期12年，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奇迹。

　　刘是家里的独子，服刑期间，母亲去世，出狱后，73岁的老父亲颤颤巍巍地把自己一生积蓄的3200块钱递给他，说，你拿这钱成家立业吧。

　　而事实是，刘树成用这些钱租了房，买了点旧家具后，所剩无几。

　　刘找到黑山县司法局张局长寻求帮助，表示想开个修理铺：“我没想到他二话没说，亲自帮我跑工商税务，找铺面。”

　　修理铺开起来了，刘没日没夜地干，攒了一万多块钱，却落下了肾结石的病。刘用赚的钱买了辆面包车，跑运输，1998年年底，又用积蓄买了辆汽车干起了个体出租。

　　2002年大年三十晚上，刘树成拉了一个外乡的乘客，返回家时，发现该乘客把手提包落在自己车里，包里有18300元的现金，还有金耳环金戒指。刘树成开车返回，把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焦急的失主，对方给钱酬谢，刘拒绝。

　　2005年，刘的车发生严重车祸，基本报废，还没有上保险，肇事方赔了2000块了事。“那是真的难啊！”刘感慨：“口袋里比脸还干净。”

　　无奈之下，刘树成来到县委大院，寻求帮助。“我万万没想到政法委张书记认真地听了我的情况后说，我对你有印象，拾金不昧”。

　　张书记问刘想做点什么，刘曾听朋友提起，锦州监狱的地毯厂要卖，提出想盘下这个厂，“张书记当时说，一定支持我”。

　　之后，司法局、综治办、政法委的几个领导亲自出马，帮刘树成找到了厂房——乡里一所废弃的小学。

　　但是，盘厂子需要十六七万，刘树成和几个朋友东凑西借也只凑了七八万，怎么办？刘再次想到找政府。

　　“这是第三次万般无奈找政府，政府又帮了我。”

　　“县里乡里的领导帮我申请贷款，又亲自带着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厂房去做资产评估。”

　　评估费500元，刘树成翻遍了口袋也掏不出来。“政法委张书记二话没说帮我垫上了。”

　　厂子建起来了。第一张订单迅速拿到了。作为天津一家企业的分厂，刘树成的厂子以接单缝足球和织地毯为主。“行内人都知道，能干这活儿的，都是监狱里出来的。”和刘合伙办厂的7个人，“不是无期就是死缓”，都曾是重刑犯。“我们常说，做梦没想到自己也有创业的这么一天。”

　　生意上门了，却招不上工，刘树成急得上火，乡政府得知，专门成立了帮教领导小组，召集各村支部干部开会，号召在农村富余劳动力中招工，立刻解决了刘的燃眉之急。

　　建厂初期，天津总厂的技术员到厂里检查，政法委张书记到外地开会，特意绕道回来，对对方说，小刘这里的情况你放心，他不会坑你，因为有我们黑山县政法委、司法局、乡政府给他担保。

　　“他们这么三番五次地帮我，我再做不出什么事，就对不起这一撇一捺。”刘说。

　　采访时，刘树成刚完成一批2400个足球的单子。“下一个单子是可口可乐的赠品球，200万个，够我们干一年多了。”刘不满足于此，“厂子还有四间闲房，能容七十来人，我得利用起来，做地毯厂，锦州监狱可能无偿给我提供一部分架织机”。

　　刘树成接下来的打算是，与监狱联系接收释解人员。“只要愿意来，都要，不止是因为他们手艺好，更重要的是用我的经历告诉他们，社会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

　　“当干部其实并不难”

　　“我们曾仔细剖析过，有些人是偶然状态下的违法犯罪，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一些过去素质比较好的，可能因为亲情，与他人产生矛盾，一时失足。即便是惯犯，他也可能是把犯罪当成一种谋生手段，如果把这种毅力转移到自强自立为社会服务上，变成社会的力量，便会成为我们锦州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所以，安置帮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个人责任，是我们司法行政工作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尽管因为各种客观因素，锦州的这项工作比起南方城市，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一直满腔热血，努力地在做。”锦州市司法局局长贾宁超说。

　　采访凌海市白台子乡黎屯村的村主任张金昌时，他刚出院，语速有些缓慢。乡司法所李凤洲所长惋惜地说，张金昌的口才在全乡是出名的，不久前，他突发高血压，多少影响了些表达。

　　张金昌今年52岁，1994年10月18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5年，1999年初提前释放。

　　出狱后，45岁的张金昌回到村里，花了6000元买了一辆中巴车，主动向村领导提出无偿接送村里的孩子上学。

　　张金昌说，他这样做有三个原因：一，自己在服刑期间，妻子离婚而去，老父亲去世，村里的乡亲把老人的丧事操办得体体面面，这是报答乡亲的恩情；二，刚出狱，乡领导就找自己谈话说，你要做买卖，我们帮你申请贷款，你要盖房子，政府帮你盖。这是政府不放弃自己；三，当初自己差点被牵连进一起辽宁省特大的盗车团伙案，一审已被判死刑，结果法律最终还自己一个公道，因此，自己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张金昌的义务接送一直持续到三年后那台中巴车报废。

　　黎屯村是贫困村，种植业是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每到秋收季节，粮食果子频频被盗，20多人的护秋队都防不住。张金昌回来的那个秋天，主动向村里提出义务“护秋”，保证“谁家丢一个苹果，我赔10个。”结果，六年来，黎屯村不但没丢一个苹果，“流窜作案的到了黎屯也要绕道走”。张金昌说自己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每天夜里12点准时起床绕村仔仔细细地走一整圈，六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曾经的经历让张金昌坚信“依法办事准没错”，利用在狱中自学的法律知识，张金昌主动担当起了村里民事纠纷的调解人，“谁家有纠纷，我不看热闹，给他们摆事实，讲法律”，几年下来，在张金昌的调解下，黎屯村没有打一起民事官司。

　　三件事让村民对张刮目相看，一些村民甚至找到乡政府，推荐张金昌担任村干部。

　　张金昌的内心也沸腾了。2001年，村干部换届选举，张金昌参加竞选。在村里的广播站，张金昌向村民做出了三个致富保证。“第一，把村里的荒滩、荒山开发3000亩，栽果树2万棵，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第二，在村里的河套栽树1107亩。三，为村民修路3000米。”

　　竞选词通过大喇叭传遍村里，结果，张金昌以高票被选为村主任。

　　三年后，张金昌的计划全部实现，除了还清村里的120万元外债，还有30万元赢余。

　　2004年，张金昌又提出了他第二任的竞选计划：一，修水塘；二，修桥；第三,为村民无偿翻地；第四，给村民无偿果树套袋，保证增产增值70万元；第五，给村民栽果树2万株。

　　于是，张金昌再次以高票连任。“村民认可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他们办真事。”

　　至于计划是怎么制订出来的，张说，这都是实践工作中看到的，当干部其实并不难，只要心里装着百姓的事。张在任5年，“开的饭条子一共120块钱”，他说，穷死不烂信，这是他对乡亲的承诺。

　　张金昌回村的第二年，爱人与他复了婚。“看我学好了，正义了，她知道跟我不会再受委屈了。”张金昌笑道。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