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光环的祛除是常识回归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何国维

　　以前的说法有虚伪成分

　　南都周刊：最近出现的一则新闻称“大学生在公众中形象已跌至20年最低点”，经核实，这其实是去年的一项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卢德平说该课题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大学生公众形象评价不佳是该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以您的经验和认知来看，您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形象与20年前有什么不同？

　　徐友渔：目前大学生公众形象或者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学生素质跟20年前相比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不是跌至20年最低点，是不是20年前即1986年最高？这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而不是精确的说法。其实大学生身价最高应该是77届和78届。我本人就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大学生形象非常好有特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1977年，大学在停招12年后重新招考，12年中积累一大批人。淘汰率非常高，能上大学的多半确实是尖子，所以1977年那时候的大学生形象应该说是最好的。

　　现在可以说是到了引起我们警惕的时候，因为跟以前的确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不过这应该从两方面看，不能全归咎于大学生素质差。整个社会都处于转型期，高等教育也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大学生越来越不再高人一等，越来越平常，这是自然的过程。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现在大学生形象招人议论，不管怎么说，当大学生还是年轻人的首选。如果大学生真的很不值钱，就像以前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就会说“好人不当大学生”，那为什么学生不逃避，反而打破头要做大学生呢？所以说大学生价值下降，只是相对而言，不能片面地夸大。

　　南都周刊：实际上，公众不仅仅对大学生有质疑，对许多行业都表现了不满，比如对于

　　徐友渔：我对这种“去精英化”的心理和倾向表示认同。这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发展相关，应该把它看成是比较正面的现象。以前那些说法是意识形态的，有虚伪的成分。中国历来说当官的是公仆，可它什么时候是公仆？现在流行的民谣是“一等公民是公仆”，谁不想当公仆啊？这是虚伪的说法。

　　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仔细考究也是不对的。人的灵魂必须改造，人的灵魂可以按某种模子铸造，这是很可怕的，违反人性的说法。实际上教师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并不是教师在改造学生的灵魂，以前我们的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教师和学生一样需要改造灵魂，甚至更需要，教师从来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以前那些东西都是很虚伪的，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向世俗和常识回归，我觉得社会的发展第一步应该做到这一点，哪怕做到这一步有些偏差。

　　南都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就是认为大众媒体在妖魔化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个个人，比如大学生为自己的群体辩护时便认为大学生被社会舆论“妖魔化”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自辩？

　　徐友渔：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大学生问题，公众的舆论是正常的，我不认为媒体舆论妖魔化了大学生。也许我们的媒体还应该说得更多一些，更尖锐、敏感些。

　　“妖魔化”这个词我觉得不应该滥用，这是回避问题的做法。现在媒体对大学生问题的关注、讨论没有狂热、片面，丧失理性的倾向。为什么大多数大学生会有这个看法？不是说你用了“妖魔化”这个词批评就不起作用了。他们应该反思舆论提出的问题，如果指不出舆论中失实、偏执的地方来，就不应该问为什么舆论“妖魔化”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一种习惯，一碰到批评就马上反驳、辩解。其实第一反应应该是首先弄清到底事情是怎样的，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都应该先弄清大家在描述事情时有没有重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的话首先做的事应该是尊重舆论，而不是说你“妖魔化”我了。

　　很多贪官作报告都讲得挺好

　　南都周刊：如今，在精神层面，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各行业的人似乎普遍存在着空虚、涣散或者价值体系遭遇挑战等等问题，理想主义不存在了，是不是因此导致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感也难以为继？

　　徐友渔：在那些光环和油彩去掉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必须坚持，这就是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去的光环过分地强大和耀眼，去掉它以后就形成了道德真空。如果没有那些假的东西，平实地讲究每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话，情况就好一点。

　　我认为“去伪存真”的工作还没做到位和彻底。现在我们对教师、公务员、大学生等等的要求往往都还停留在过去的意识形态教育上。大学教育实际还是像以前那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人的教育还是少了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口号背得熟而没有公共道德。我们把力量都放到了这方面去，所以形成了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最突出的例子是很多贪官作报告都讲得好得不得了。

　　促使职业道德向上的不应压抑

　　南都周刊：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集体感情却变得脆弱和模糊，个体意识越来越摆脱了集体意识的羁绊。对当下的中国来说，二三十年来的变化，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思潮的变迁？和西方有什么不同？

　　徐友渔：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有类似的观点。当然我很难说他们的观点很正确，但从他们的著作能够看到这样很有启发的观点，就是说西方的劳动分工、集体意识与他们的宗教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社会稳定，与他们道德没有出现真空、有宗教支撑有很大关系。敬业精神与宗教精神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在谈中国问题，首先中国没有这么一个宗教维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人对宗教维度与职业道德的关系不是很懂和重视。今年有个学术会议，讨论一个调查报告，涉及基督教伦理与现在社会转型期职业道德和经济道德的关系。这个调查的结论与我的观察是一致的，就是有宗教道德、宗教信念的人职业操守比一般人要好。因为他感觉有个神在看着他，他是受监督的。

　　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很多人在寻找一种宗教的东西以安身立命。我个人可能不需要这种东西，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种东西能够促使人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向上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压抑。

　　南都周刊：对大学生群体或者对某些过去备受尊敬的行业来说，私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和职业身份的关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该遵循什么原则？

　　徐友渔：这在中国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半个世纪以来，私人跟公共事务、利益是不分的。个人的东西融合到集体里面去，集体把个人抹消掉了。后来拨乱反正又强调个人的东西，但仍然没有把个人和公共的东西界定清楚。我们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选择自由方面做得也不够，用社会整体来压制个体长期以来很过分。现在有一个激烈的反弹，人们在伸张自我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层次往往就混淆了，越界了。

　　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弱项，我们从本土资源中得不到什么好的东西，所以应该从其他思想、文化中吸收更多先进的养分。比如说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把个人权利表述得很好，他说有一条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和伦理的界线，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条件来保证个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