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良心制度化职业伦理才能建立

　　北大学生杀猫事件再度将大学生掷向舆论的漩涡中。

　　但这些年来，备受诟病的又岂止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衣天使、人民公仆……

　　在曾经的年代里，这些称谓是多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在随后社会的急遽变动中，这些光环一个个被击碎。

　　大多数的群体都遭遇了声誉滑铁卢。

　　在这场变迁的后面，一方面暗含着目前的职业伦理危机，

　　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在某些方面的理性回归。

　　专题结构

　　1.现象调查

　　2.六大群体的声誉变迁

　　3.声誉魔鬼辞典

　　4.访谈

　　职业伦理的思考：良心需要制度化；

　　社会哲学的解释：声誉的常识回归

　　渐行渐远的那些可敬的人

　　记者 彭晓芸

　　自从女儿上了小学，汪洋成了家里和老师打交道最多的“外交部长”。不过这“外交部长”一职却让汪洋极为头疼，“一学期下来，要送老师红包，要时刻保持和老师的联系，我觉得比我自己读书还累！”

　　不独汪洋，不少家长都表示教师这个行业，现在让人尊敬不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不少家长苦于送与不送红包的矛盾中。汕头一个小区的林小姐便说，在中小城市，逢年过节送老师红包已经成为了一个“潜规则”，一开始坚持不送的家长，因为担心孩子在学校不受重视，也慢慢向“潜规则”妥协了。于是有人说，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了，成为惟利是图的教书匠。

　　这是一个无法不去直面的事实，如今，几乎所有曾经体面的职业或者傲人的群体，在经历了万众瞩目的荣耀之后，如今都已经褪去了往日的光环，成为了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有的甚至是被批评声湮没的一群。

　　一些手机短信是这样描述医生的： “医生越来越像杀手，见死不救，草菅人命；杀手越来越像医生，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这样的语言，字字如刀，尖刻之极。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曾被誉为的“白衣天使”，真的沦为“杀手”了吗？

　　一位医生感慨：有的患者看病时，居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患者的

　　曾经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也被看做缺乏敬业精神、散漫无为的垮掉的一代。近日，一则新闻便以“大学生在公众中形象已跌至20年最低点”为题配以人大女学生“露腿照”以及北大学生杀猫事件，再次将大学生掷入舆论的焦点。

　　这个20年，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20年。于是，每一个行业，以及每一个曾经有着特殊荣耀的群体，都在经历市场和社会的洗礼。去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项关于“当代中国大学生公众形象”的调查便得出结论：社会公众对当代大学生的评价很不理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非常好”的比例则只有8.5%，由此可以看出，公众对当下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精神的评价不太乐观。

　　谁是值得尊敬的人、哪个是值得尊敬的行业，一直以来是国人喜欢探讨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似乎羞于再提那“最可敬”的三个字，问起现在还有最可敬的人吗，多数人会以调侃的姿态回敬记者：“你认为还有吗？”学者徐友渔便说，他不好意思将写书说成是为学术为理想，尽管事实上，他内心的确是那么想的，但他不得不找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顺耳的词汇来描述自己，诸如赚稿费谋生之类。

　　在徐友渔看来，祛除意识形态下的光环和神圣色彩，还原大学生及各个行业以本色，是一种理性的正常的回归，但对于缺乏信仰基础一时又找不到思想资源来代替意识形态教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在还原的过程中，出现了泛道德化、世俗化的现象，出现了道德真空，这一切并不奇怪，却值得深思和警惕。

　　或许，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到哪里寻找最可敬的人，而是面对褪去的光环，我们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面对“不再可敬”的教师们、医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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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声誉小调查

　　实习生 袁玉

　　(调查样本：30人)

　　如今职业声誉是否普遍下降？

　　是 77%

　　否 23%

　　声誉下降最快的身份前三名：

　　教师 第1名

　　医生 第2名

　　大学生 第3名

　　如今还受尊敬的身份前三名：

　　教师 第1名

　　记者 第2名

　　农民 第3名

　　教师大学生：无奈的骄子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现在已经40岁的张竟春依然记得1984年前刚考上中国纺织大学时的情景。前来道贺的亲戚几乎踏破了门槛，母亲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大摆了一轮宴席后，将剩下的200元塞到他手里——在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的80年代，这已经够他用一个学期。

　　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张竟春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整天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一个月后的国庆大游行上，北大学生挥舞着那日后成为经典的“小平你好”横幅的情景，更让千里之外的张竟春的心情像雏鹰一般豪迈。

　　那时候最让张竟春自豪的是他胸前的校徽，每次出门，行人都会露出羡慕的目光。到一些小店买东西，老板还专门给予优惠，临走时还不忘竖起拇指对他们说：“大学生，好样的。”

　　后来，张竟春攒了10多元买了一台收音机。从这个小方盒里，他和同学们听到了当时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歌曲，还有后来崔健那敲碎众多花岗岩脑袋的《一无所有》以及罗大佑那醉人的城市民谣。

　　4年后，成绩优异的张竟春被分配到广东顺德一家大型纺织厂工作，两个厂长亲自到车站迎接了他。他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一些老工人对他非常尊敬，经常拿着纸笔向他请教一些专业性问题，一些年纪稍轻的还称他为“老师”。

　　20年后，张竟春向侄女张慧玲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后者已经是广州某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了。和大多数20出头的女生一样，张慧玲的MP3内总装着周杰伦的歌，喜欢参详时装杂志里的模特衣着和迷恋哈利·波特。

　　在她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中国大学的扩招工程已经进行了6年，中国每年新招大学生数从扩招前一年(1998年)的180万迅速攀升到现在的530万。然而，降低了的大学门槛并没有带来更大范围的荣誉感。新世纪的大学生日渐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在日渐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读书无用论”等论调有了重新抬头之势，校园暴力、道德滑坡、性解放、享乐拜金、丧失社会责任感等标签也蜂拥而至。马加爵案，清华刘海洋伤熊案……这些事件都让大学生长期处在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前段时间一位师兄找了一份600元月薪的工作，同时网上也不断出现“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等嘲讽的论调，这些都让张慧玲感到很压抑。不甘平庸的她今年参加了4轮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她想逃离这个地方，去国外学习她喜欢的生物学。

　　“现在的大学生个人主义情绪的确要强烈一些，大小问题也不断。”张慧玲说，“但我不赞成用极端事例来‘妖魔化’大学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群体特征，更何况，我们比任何时代的大学生要承受更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