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制度创造幸福(图)

陈志武

　　对许多关注中国现实的人来说，“陈志武”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熟悉的名字。

　　2006年，他3次回国，并通过文章、论坛、接受访问等形式，发表他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无论从题目的广泛程度还是单纯的数量上，都远超往年。从“什么妨碍了我们创业”到“中国科技新贵为什么少”，从“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到“‘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从“美国为什么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钱”到“中国经济为什么离不开新闻自由”，无所不

谈。

　　陈志武的思考，不是针对一时一事的权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呼唤。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他看到了中国在制度建设上的落后；他认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在一次访问中，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给国人带来的苦难时，他竟慨然涕下。

　　2001年他恍然意识到，应该结束自己单纯的书斋生活，他发现，15年前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已成为历史，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中国转型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及其遭遇的困难，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

　　从2001年12月，陈志武开始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他对热点问题的看法。他几乎马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长期使用英语造成了汉语语感上的生疏，旅居国外使他对国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缺乏足够的敏感度。于是，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系统研究了自己离开后的中国现实，渐渐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

　　从湖南茶陵老家拮据的农村生活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城的宽敞住宅，陈志武的人生轨迹有了质的转变。他似乎并没有成功人士常有的志得意满，或由草根一跃为精英者身上常见的用自大小心掩饰的自卑，因为透彻，所以平实。当他用磁性低沉的嗓音，在大洋彼岸回答记者提问时，总显得平静而耐心。电话线路不好时，他会为让你听得更清楚而提高嗓门；两三个小时里，他娓娓道来，偶尔会笑，几乎从来不用专业词汇，但却总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尽管拥有了许多超级Fans、被许多人奉为精神上的导师，但陈志武却认为，关注中国问题首先是给自己追求新知识的满足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本身就是目的；与此同时，能让更多国内的人在见识上有所提升，那当然更好。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社会，他认为做学问的人对社会的影响终究有限，他不是革命家，也不赞同那种激情的、天翻地覆的改变，他认同改良，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缓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做一些推动人们认识改变的基础性工作。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每年都会回国几次，最近有何感受？国内现实千头万绪，您认为根本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我最近一次回国是在今年8月，到过上海、香港、深圳、湖南、内蒙古等地，最大的感受是国家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求知识分子、官员，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问题有同样的看法，采取完全统一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地方100%听从中央，不能讨价还价也是不现实的。目前这种高度管制、依赖审批和完全服从的治理模式，代价是很大的。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当地的农业银行吸收了大量农村存款，再把多数资金抽调到城市，地方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损害很大。在中国，湖南和上海和内蒙古的差别，甚至大过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绝对的一致和服从，往往是以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和地方的绝对牺牲为前提的。

　　目前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看问题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存在误区。过去28年，国内的大中小学教科书已有了很多改变和调整，但教育方式落后、价值观陈旧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改观，平等、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这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于世界和外国的看法上。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一个人所使用的术语是可以反映他的思维方式的。现在许多国内讨论的热点问题，表明人们还是习惯从政治角度看待一切，人们依然未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和旧思维。比如大国崛起的问题，我们被教育说西方大国是靠掠夺和剥削起家，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和西方接触，现有的工业体系，电力、电话、石油等公用设施，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股票和证券，无不来自西方，但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片面强调苦难、伤害等负面的东西。于是，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剥削，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贡献，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世界观，恐怕不能在精神上支撑中国的崛起。

　　《南》：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成绩恐怕很有限。

　　《南》：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很强，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而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很少谈论政治。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但事实上，太多的人谈论政治，恰恰说明政治在社会中的作用太大了，这个社会中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必须要谈论政治；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谈论政治和免于恐惧的幸福。

　　《南》：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客观地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事实上，我也很为纯理论的研究所陶醉，有时看到别人做得很漂亮的模型和数据，也觉得很享受，很想回头去做。但即便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响，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国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能有机会见证和观察这样的时代巨变，并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南》：在您看来，学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性？

　　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选择投身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但学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养家糊口，当他们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和利益诱惑时，仅仅乞怜于他们道德的高尚是不现实的。很多学者的立场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他们拿着国家的经费和工资，却在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政府智囊，却一边拿着政府的钱一边为外资企业做咨询，甚至进行游说影响政策，这是不可饶恕的。况且，很多学者的身份非常模糊，他们往往既是大学教授，又有局级、处级这样的行政级别，这样的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但你完全不让他们发言对社会也是损失，因为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在美国，证监会的人被请吃饭，是一定要给自己的那一份付账的，就是怕出现利益冲突。学者当然可以自由发言，但一定要事先披露自己在其中的利益关系，如有无购买该企业的股票、是否在其中兼职等等，然后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南》：公共利益往往具有模糊性，容易被滥用，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得到表达和体现？

　　陈：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很少，湖南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影响不大，但现在不同了，经济全球化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此之广，就要求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靠强势者的善意，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等。

　　(赵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