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福利制度反思

　　80年代开始，中国的“福利大厦”日渐坍塌。它的瓦解，不仅来自于市场化浪潮对其地基的侵蚀，也来自于不断推进的改革过程效果上的抽走砖瓦。

　　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福利大厦”？在2005年开始的市场化反思中，它的每一个构件被纳入政府和民众的重新检视之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低保。

　　2006年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我们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定义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由此有了新的设计理念。

　　因此，或可以把2006年视为中国“新福利大厦”奠基之日。在这一年，最重要的福利制度，包括城市住房、城乡教育、城市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

　　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福利大厦”再造的关键时期。此时，我们有了新的起点。

　　2006年就要过去，回望这一年，我们对“福利”两字有着太多的经历和感受，在本刊策划岁末的年终专稿时，我们将中国福利作为了最终的选项。福利制度的设计和再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败，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中国式福利的漫长演变

　　随着改革开放，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只能保障城市人口的低工资高福利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记者/黄艾禾

　　现年91岁的出版社退休老编辑黄宗甄病倒了。住院两周后，医院通知说，医药费累积超过了1万元，要求他再从单位补一张转账支票来。幸亏黄宗甄享受的是百分之百公费医疗。

　　黄1949年参加工作，那时才30多岁。他不会想到，到晚年时，余生的经济来源，就来自出版社那栋古色古香的办公楼中，一间挂着“财务处”的办公室。

　　黄宗甄有一位老同学名叫周邦立，是位生物学专家，精通三国外语，在1953年自行辞了公职。他说，在单位上班“浪费时间太多”，要在家潜心做学问。后来的岁月，周邦立果然翻译出大量生物学译著。但因为没有工作单位，他连图书馆的借书证都没有，长年靠老同学替他借书，一批批寄过去。1982年，周邦立患了癌症，连医院病房都住不进去，最后，在医院的急诊观察室里去世。

　　执意从单位退出的周邦立，绝对想不到，他的日后人生与有单位的人会是这种反差。

　　计划经济年代： 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

　　中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于上世纪50年代。从广义上说，社会福利，还包括政府向人民提供的教育、文化设施和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对困难群体的救助等。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即落实到个人身上的福利保障。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福利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的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职工的生老病死所有福利都是通过单位来实施的。

　　1955年7月，全国城市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统一为货币工资制，工资分为30级。以首都北京为例，月薪100元已经是相当高的工资水平。

　　到1956年，全国城镇职工达到了3500万人。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人们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开始定型。

　　由周冀虎和杨晓民所著的《中国单位制度》一书，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是与当时中国的低工资政策联在一起的——低工资制度的最初考虑，是“尽量使大家有饭吃”，更重要的，是为“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低成本，而在低工资水平下，高福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但由此，农村人口可能会因福利吸引大量涌入城市，政府财政吃不消，这样，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关上了农村人口通往城市的大门。

　　当时，占全国人口约1/10的城里人，又被分为干部和工人身份，而根据他们就业的不同单位，又分属于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或是企业单位。

　　农村户口，或者虽然拥有城市户口没能就业的人(这种情况非常少)，基本上没有福利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洪大用认为，上世纪50年代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在当时本来是个临时政策，“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农民的利益来搞资本积累，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再有，就是中国的人口数量非常巨大，农民大量涌入对城市的稳定造成威胁，所以当时的决策是在一种特定的国情下做出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意思，但是它被不正常地延续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