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期待重生之鹰

　　中国改革，期待重生之鹰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先行者的感悟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但是在40岁的时候它却要面临一场劫难。这个时候，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变得又浓又厚，使得翅膀越来越沉重。

　　这个时候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历一次痛苦而漫长的蜕变。在这个充满煎熬的蜕变过程中，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然后，它要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留下斑斑血迹。在新的趾甲长出来后，它还要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可以重新开始振翅飞翔，度过后面30年的岁月。”

　　这是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2006年的感受，他把这段听来的故事，写进了自己2006年的公司总结里。

　　2006年对于TCL来说是沉重的。因为国际化之挫，TCL到这一年的年底，不得不对重金并购的欧洲业务进行重组。TCL，这个中国企业先行者，因而进入了文化反思期。

　　李东生文章一出，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沿着中国改革道路一路高歌而行的这家标志性公司在2006年的反思，正与中国的改革之路同步。决定着TCL存在和成长的中国改革之路，在2006年也面临着一半是海水、一样是火焰般的境地，就像那只40岁的鹰，需要击喙、去趾、换羽，获得重生。

　　美国镜子里的中国成长

　　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新上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进行了他第二次访华。9月份，保尔森以新上任财长的身份首次访华，宣布了中美之间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仅仅在3个月后，美国派出的代表团阵容强大到令国人吃惊，其中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商务部长、环保署长、

卫生部长，甚至一向被美国人视为经济风向标的新上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都列入了代表团的名单。在一天半的谈判过程中，他们向以中国政府副总理吴仪带队的中国代表团开列了包括贸易不平衡、能源、

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开放、双边经济关系等六大类谈判菜单。而从谈判内容的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经济已经从单向需要走向了双向需要——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美国市场，同样，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经济上的对等——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对等——意味着美国高官们不一定能拿到他们所想要的全部东西。这比单纯政治上的强硬更让人尊敬，中国现在是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来谈判了——人民币汇率变动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美问题；市场开放，中国不会按美国标准来进行，而这种委婉表态的背后是以中国经济强力崛起作为后盾的。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现在可以对全球最发达，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表达自己的意愿了：我们得按自己的速度来。而这种意愿的表达，是基于精确的算计和中国实力的变化而得出的。如果有利，可以让步——在知识产权、能源、贸易不平衡上，本着负责任的姿态，中国可以让步。但让步不是按美国的意愿来——在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还得等一等。

　　这才是自1840年以来无数中国人梦想的真正时刻。数千年来，中国一直以“中央大国”而自居，直到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世界已经变了。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必然学会按别人的规则行事。西方世界把文明程度体现在枪炮上让中国改变自己农耕文明的规则：必须工业化、必须贸易自由化、甚至必须“穿西装打领带”，按“文明世界”的行为逻辑去思考。而现在，中国终于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规则了。不错，中美还是达成了很多共识，而且中国代表团在解决贸易不平衡上也付诸了实际行动，4张总值为5.5亿美元向美国进口的贸易大单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西方对中国产品依赖的加深，现在这个落后了一百年的国家进入了大国俱乐部，至少从总量上，中国已经让人注目了。在经济上制定着全球规则的美国，现在要听听中国的声音了。不是吗？美财长保尔森在北京承认美国的储蓄率过低——美国人开始承认它自身的经济也存在缺陷了；而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则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现在“以人为本”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真正希望理解中国式文明了。

　　美国人的态度是一面镜子，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现在保尔森领队的美国高官代表团在与中国开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时低姿态的表达，反映了一种融合。当中国已经学会用世界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世界的声音里也有了中国腔——这种腔调，是基于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到处都是的中国产品，它们的优质低价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其实又何止美国人开始重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无论是哪里，人们都能通过中国产品感到中国的力量。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中国制造”已经遍及全世界，2006年的中国已经把眼光转向非洲，到那片神秘大陆上去开辟新的市场成为中国商人们的最新热点。

　　在全球范围横冲直撞的中国产品在受到“低价冲击市场”、“在国内留下了血泪工厂和污染”、“未能创造出自有品牌”等指责后，却以数十年积累的总和，挣得全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真正掌握了制造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它能持续发展的话，从制造之中，会延伸出品牌、技术甚至文化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吗？中国制造能演变出中国品牌、中国技术和受人尊敬的中国文化来吗？通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中国模式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28年来中国模式发展的起源和动力所在：人民渴望幸福。就在专制达到高潮的“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边缘性国家，当中国在1978年再一次主动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记录下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中国重庆的一个大型企业中，出厂于1840年的英国蒸汽机还在使用，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相当不错；今天赫赫有名的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到工厂之后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工人不能在厂区随地大小便。在此时，处于社会边缘的一大批人，都已经被生活逼到了最底层。今天的中国低压电器之王南存辉，在当时是一个鞋匠；今天全球万向节之王鲁冠球，当时是浙江萧山农村的一个不务农的农民，游荡于社会体制之外，靠给人修自行车为生；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是小岗村18位农民，而他们创造出这种制度的起因，是因为过低的产量使他们食不果腹。这种底层力量在一点点地蓄积着，悄悄地制造着社队企业、小商小贩式的社会变革因素。

　　幸运的是，这些因素，遇上了一群抱有为老百姓改善生活这样一个朴素想法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之时，除了关注新干线的高速之外，还关心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他在日本问，北京的老百姓冬天生煤炉烟尘太大，日本有没有可以直接点燃的无烟煤球，中国可以引进。正是出于为民生计，邓小平亲自开始了一系列招商活动，他会见荣毅仁，让这个老工商业者重上舞台，建立中信公司；他会见霍英东、包玉刚、松下幸之助这样的商人，让他们和他们的公司到中国来，用他们的生活和行事方式，给中国树立起一个新的标杆。中国人应该有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装包裹着的一群手持粮票、布票排队等待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民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邓公最著名的话语

　　从这里启动的“中国模式”自此之后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口优势加上宽松的政策使得下海快速致富成为可能，中国的低工资水平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使效率更高的私营企业和更为成熟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令人羡慕。当国企的普遍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最早的私营企业主年广久已经拥有了百万家财。于是更多的人下海创办出更多的企业，进而使中国工业的产能迅速超过了国内需求。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消费者需要排队购买变成了有选择权的主人。同时大量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产能转向了世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农民由于人多地少，效率低下而不断地涌进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把中国的人口优势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低工资、高产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凝结在产品上就是低价格。这就是一直发展到1998年之前的中国模式，通过释放劳动力价格的优势进行初级加工，取代进口并大量出口。这种中国模式的力量，到现在还在继续。它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到2004年高达70%。

　　一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对低成本的追求使占有全球市场份额60%的比亚迪电池更多地采用人力来代替设备生产，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低于设备投入成本，也使得外贸最为发达的浙江宁波地区农民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在管理精细化和对人力成本的计算达到了一个无以伦比的高度，记者在宁波慈溪采访时看到的工厂是这样的，一幢家居的农民房边上搭了一个遮阳棚，里面的工人生产着宁波地区DVD企业的外壳。没有工厂建造成本，没有管理成本，再加上很低的工资，而制造出来的DVD机外壳完全符合工厂要求。这样的高度专业化带来的竞争力谁能比得过？中国模式的核心秘密，正是在这种小小的家庭作坊里。

　　1998年未受重视的信号

　　中国模式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相对于俄罗斯对经济的休克疗法，中国增量式的经济发展1998年之前使得大部分人都从改革中得到益处。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并使大多数人都得到好处，是中国模式的最根本所在。而这种模式以软着陆为特点，追求发展和稳定的协调，在世界范围内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这种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在1997年到1998年之间，受到了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巨大影响。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汇率变化和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的影响，中国产品不得不面临着更大的竞争。一份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2000~2003年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相当于当年GDP1~1.2%的损失。

　　为了保住GDP的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再次启动国内消费，成为1998年之后的政策选择。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大领域成为下一个改革方向，市场化进入了这些带有公共产品色彩的领域。以这些大宗产品的商品化来带动国内消费一时之间引起了巨大的热潮，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被商品房和高等教育收费打开了钱包。

　　但是对于199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必须看到的是，首先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举债的政府投入为主，这种投入在拉平了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外，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虽然政府投入的都是效益良好的基础建设项目，但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大型项目在此之后必须按当时的投入来保持清偿债务的能力；其次，带有公共品色彩的产品在被市场化之后，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负担则更为沉重；同时使实质上控制着相当多资源、急于着眼发展的地方政府把这些资源变成收入而投资于地方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出现了相当大的不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带来的城市化成本的提高很快就反映在企业成本上，人力资源成本开始上升。不仅如此，由于竞争激烈，国企产权改革之后大量相对成本较高的冗员下岗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稳定成本的提高。中国社会从此开始出现了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群。下岗国企职工为上升的医疗费用、涌向城市寻找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农民为昂贵的

房价、收入微薄的农民为子女教育付出的代价几乎让他们无法承受。从1998年开始，“内需不足”这个词就始终缠绕着中国发展的命运。

　　不过在1998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给中国以新的机会。互联网和通讯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融合，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群，而且带动了早已出现的电脑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在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应用有着巨大的基础人群作为后盾，这为社会就业和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在这个产业里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于后来的联想可以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那一次被人们看作是风险很大的并购最后获得比较好的后果，在于成本降低。联想掌门人柳传志事后的解释说，IBM公司出售电脑的毛利率为25%，而联想只有14%。由于总部摊销费用的降低，会像拧毛巾一样把盈利拧出来。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化，部分地消化了中国制造在当年的困境。所以虽然199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保七争八”(即保证国民生产总值7%的增长，争取达到8%的水平)这样一个转折信号，但由于政府采取了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开始了部分带有公共品色彩的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加之信息技术产业的出现和这个产业在中国几乎与全球同步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经济减速这种信号未能引起中国整个社会的重视。中国经济的列车在投资拉动、全面市场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市场这三驾马车的带动下继续隆隆向前。

　　入世之后的挑战和机会

　　2001年的入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长期而言，入世将使中国全方位地融入世界。但从短期来看“中国入世”这个新生事物，甫一临世就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其优势已经通过20年的释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像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入世前国外对中国产品确实存在种种限制，但后发而灵活的中国民营企业早就已通过转口贸易、国外设厂等方式规避了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纺织产品的全球占有率已经达到了80%的份额。进一步的增加必然导致国际产业生态的不平衡。由于中国民企的成长尚需时间，生产高端附加值较高产品的企业，现在都还处于国有体制之中。由于入世所要求的开放政策，面临着跨国公司巨大的竞争压力，短期之内，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增高变成了“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的助力剂。

　　入世5年，挑战和压力日益增大。一方面，由于一大批公共品被市场化后，中国人力资源价格开始上升，同时这些产业在中国的高集中度使得中国购买资源的价格迅速上升：2006年，无论是铁矿石、有色金属还是原油，基本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国际资本在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热潮之后把下一步的成长希望都寄托在“分享中国”上。而另一方面，20多年市场化中改革最大的缺陷，即全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国内矛盾日趋尖锐。面临竞争的企业要求压低成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传统的中国人力资源优势；而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老龄化浪潮即将到来。青壮年人口开始担忧他们未来的保障问题。为支付市场化的公共品，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和日益高涨的生活开支，宁可失业也不再愿意接受低薪职位。人口大国最大的资源来源——人口红利开始下降。这种种的矛盾，再加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非常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中国模式”在2006年开始出现它运行的限度。

　　待探索的和谐之路

　　无论是自命深谙中国的保尔森还是试图用美国方式来解释“以人为本”的古铁雷斯，他们眼里的中国，都是那个宝塔尖上的中国。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国和技术、资本输入国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而对于中国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分化、资本流失、劳动力缺乏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可以不管。赞美中国并取得利益，是他们的核心目的。中美两国媒体都指出保尔森这次带来中国的，是一长串讨价还价的单子，认为他试图通过“广种薄收”来取得进展。

　　但中国的时钟不可能由美国人来拨动。“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社情和民意的回应。中国的发展，以2005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为标志，进入了下一轮的自我清理。

　　到了2006年，依然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潜滋暗长的中国社会矛盾，以房价、城市贫民阶层、小区业主维权等具体问题上的难题再次给出了一个转折信号。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经结合部出现了巨大的游戏规则空缺。一部分官员以权力为依托，寻租现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之后新兴的一大批资本所有者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之后，已经同时获得了财务和国籍的双重自由外籍身份使他们有了“用脚说话”的权利。只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才能留住资本和人。

　　这些留给希望中国能够稳定发展的中央政府一个巨大的难题。未来中国的发展会不会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有人把1998年以后的中国遇上信息技术革命称为中国在转折点上碰上了一条正好开来的坚固大船。但中国还有希望碰上如此之大的一条便船吗？古人尚且知道，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需要打造自己的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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