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需要寻找的是权力边界

　　最需要寻找的是权力边界

　　——专访赵晓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对，中国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边界，而且是非常需要。”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这样说。“到了目前这个时代，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平和规范。一直以来，我们的改革注意经济发展而缺乏政治体制变革，而经济发展中又以工业为主，所以造成了现在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慢，这样一系列的不平衡使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渴望公平，尤其是目前。”

　　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赵晓，一直活跃于经济研究领域，被人们誉于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青经济学家之一。

　　现在是一个制订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

　　《南风窗》(以下简《南》)：为什么现在是一个进一步制订发展中的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

　　赵晓(以下简称赵)：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制订游戏规则比较好。如果经济处于紧缩期，那么新的发展规则就很难推动。未来数年中，中国有奥运会和世博会，而现在公平和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时机。

　　同时，我们要对制订中国发展中的游戏规则有紧迫感，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向宪政文明迈进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从现在看，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没有公平和规范，那么我们必须防止掌握资本的人有一天选择用脚投票，放弃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南》：您认为需要制订游戏规则的领域主要有哪些？

　　赵：在于企业如何取得社会资源、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匹配和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规则等方面。目前出现的公众对改革的冷漠和不关心，主要在于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限制政府权力，向宪政文明靠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保证。现在，这个保证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缺少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现在兴起的国学热，是民族偏好的一种。但我的看法是，还是要通过竞争的原则来设立民族偏好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形成一个普适的民族价值观，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民企原罪的边界和MBO的误区

　　《南》：2006年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程度相当明显，而在这种背景下，对民企原罪的议论再一次加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我是第一次提出民企原罪问题的学者。但是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却被误用了。当时我提出这个概念的原意，是警戒民企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越界，不要把钱权交易和打擦边球当作常态，要重视游戏规则，但这个概念现在被拿来当作仇富的理论工具。在我看来，对于民企，应该有一个为今后的规范而建立的大赦，以达到让社会更为和谐的目的。但目前的法律体系看来未必合理，而在贫富差距拉大、仇富心理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民企应该更为主动地寻求个体的解决方式，比如慈善，比如主动赔偿。透明比隐藏好，寻求解决是一个放下包袱的最好方式。对民企来说，这是一个规范的边界。民企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有贡献的，所谓原罪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如果现在要设立一个边界的话，其目的是在于不纠缠，但要让企业主警戒和反省。

　　《南》：除了对民企原罪的议论之外，国企的MBO更为引人注目，目前政府已经叫停了这个改造国企的方向。但股权激励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停止。现在国企改革是否也达到边界了呢？

　　赵：国企要分为提供公共产品和竞争性产品两类。前者在全球而言都是国家所有的。而对于后者，改造是必须的。但中国的问题在于权力对这些企业改革的介入。产权改革是一个大方向。私有企业的效率确实要高于国有。但中国MBO方式中有过多的权力干预，这就造成了对原有资产分配的不公，引起反弹是必然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在国企改造中导致了内部人主导，使MBO无法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权力没有找到它的边界，那么其他方式来对国企这笔资产进行改造同样也会出现内部人主导的可能。一方的问题在于试图以MBO中出现的现象来否定国企改造，而主流经济学家则忽略了国企改造中内部人导向背后的权力介入问题。

　　房地产：无制约权力剥夺公民权益的最大表现

　　《南》：2006年中国发展中争议最大的是房地产产业，整个中国城市人口被房地产撕成了两半，有房者和无房者成为两个阶层。新加入城市的白领阶层的工作和居住成为两个巨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出了什么问题？

　　赵：事实上，土地是中国最大的资产。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资产在2002年的核算价值是25万亿，相对于国企2003年7万亿、2005年10万亿的资产而言，土地才是最大的资产。如果再考虑这几年的增殖，现在的土地资产恐怕已经达到40万亿的规模。这个领域的权力无制约造成了现在部分失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影响到全中国最多的人群，这也是目前它的影响范围最大的原因。

　　房价的高涨，使得居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权力通过住房这个高级产品的价格对社会利益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而政府责任在其中的缺失则加剧了这种恐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是有义务帮助中低收入家庭以其付得起的价钱来获得住房的。有人说中国人多地少是住房价格偏高的原因，但是同样是人多地少的香港，住房就没有引起太多的抱怨，那是因为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个住房保障体系。现在中国住房体系的问题在于产权不清，住房产权不清，土地产权更不清楚。产权不清的现实造成权力介入的空间，也造成了房地产业的现状。

　　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来看，它同时还制造着问题的另一面：无制约的权力制造着更为贫苦的失地农民。客观上，土地被应用于现阶段价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产和被应用于农业，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在征地过程中，权力介入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存在着知识差异的失地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贫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实房地产商在房价高涨过程中只是链条的一环，政府才是最大的地产商。无论是何种方式，地产商取得土地都要通过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收益冲动，所以土地成了他们最好的收益工具。

　　《南》：就现实情况，较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赵：短期而言，物业税是一个现实的方式。城市房地产的症结在于有人多占住房、占大房型。那么政府应该通过收税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把房产的收入从一次性支出变成多年支出，使多占房子的人必须长期支付税收。这会使占有城市房产的欲望大大下降。国家要迅速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把住房的公共品特性重新还给社会，其特点就是免费给地和开发免税。

　　在权力介入市场化而造成损害的各个方面中，尤数土地和房产领域的影响最大，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举例而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政府邀请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策划，一年之内把该市的房价炒高了50%，这样的上涨幅度，怎么会不引起反响？

　　权力之度

　　《南》：既然国内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化带来的都是负面效应，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为什么你还在呼唤政府介入呢？

　　赵：在我看来，在市场化的国度里，政府的介入还是必须的。就以房地产而言，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监管和保障的作用，监管开发商，防止他们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克扣行为，同时保障这个市场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实不止在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开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等带有公共品特征的领域市场化进程都存在着公共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的合谋。政府权力在这些领域的进入应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进行，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好的制度应该是物业税。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在教育、医疗、国企改革、住房等领域，失衡的根本无一不是在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但是没有一个监管者的市场化经济体现的是丛林原则。像教育产业，是市场化的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教育产业的市场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应应该加强，但低收费的公立教育和补充性的私人教育应该同时存在。在这个产业里的边界不清就导致了寻租现象的存在，权力成为收钱的工具。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找准政府介入市场的那个边界在哪里。

　　《南》：你认为权力边界不清，是中国目前事实上出现边缘人群的原因吗？

　　赵：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比较而言，原来中国在人的权利方面是，9个农民才有1个人可能获得人大代表的资格，而每个市民都有这种资格，现在变成了4个农民有1人可以获得人大代表的选举。从政治权力上说，这是一种进步。而农民进城之后，其选举权就和市民一样，这就是进步，是中国历史上二元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显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么小区、开什么车，可以明确地标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样，消费的单一性使人们无法界定身份，你总不能拿着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说你有多少钱吧，这种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心理失衡。另外一些边缘人群到了生活无着的程度，因此社会矛盾开始加剧。但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强调还是对市场化的捍卫和政府监管作用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既要防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

　　市场经济的伦理约束

　　《南》：中国改革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市场化。但您也谈到，关键在于界定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这种界定是由什么决定的？你在不久之前开始公开提倡有伦理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吗？

　　赵：有伦理的市场经济提倡互助，较之纯粹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要好得多。中国人一直相信头顶三尺有青天，就算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会有所敬畏。北京的天坛原来就是用来祭天的，到了祭天的日子，皇帝是要斋戒沐浴、虔心而行的。

　　所谓伦理，就是在法律边界之外人们的某种偏好，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所敬畏的人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秩序，而市场经济是需要一个秩序的。法律是一种秩序，但它是一种维持底线的秩序，人们需要在法律之外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比如说一个社会把一夫多妻当作它的社会偏好，那么道德和法律就会有相应的调整。而德国之所以在上个世纪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是因为它在统一以前就有一个民族偏好，那就是教育。在德国统一之前，12年制的中学教育就得到了普及。社会偏好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这种被称为伦理的东西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南》：如何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约束？

　　赵：首先我们必须说清楚，哪种伦理可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作为个人，我无法直接说清哪种伦理适合这个民族。但我认为，伦理作为一种思想产品，同样应该通过竞争来决出它的好坏。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要一种伦理来维持其基本秩序的时候了。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就是市场经济对伦理的呼唤。思想无边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强制其他人的想法。在社会已经多元化的今天，恐怕势力怎样强大都无法把自己的思想塞到人民的脑子里去。

　　一个可以提供的案例是，在韩国复兴的今天，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韩国人中有35%是信仰基督教的，而在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温州，同样有相当高比例的人信仰基督教。温州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原来他们的牧师用温州话布道，现在他们都改用普通话布道了。这种教化的力量体现在温州人身上，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而温州的商业文化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名的。从中我们也许能体会到一些伦理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伦理这个法律以外的约束，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在经济上已经被人视为崛起，而整个文明却弥漫着一种失落感的现在，无疑将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