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11：东北大鼠疫再考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在人类千年文明史中，瘟疫总是

　　以挑衅的角色与我们相伴同行。14世纪毁掉欧洲1/4人口的“黑死病”、15世纪～18世纪横扫欧洲的天花、 1799年把英国人口死亡率推向顶峰的结核病、1840年～1862年席卷全球的霍乱、1844年～1866年在沙俄 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炭疽，以及20世纪以来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疯牛病、艾滋病、SARS、禽流感……

　　瘟疫对人类的冲击不曾间断。

　　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流行性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 鼠疫，尽管事件已过去将近百年，但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那场卷走了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仍具历史研究性。正是那场鼠疫抗 争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工作序幕，它在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值得 借鉴的经验。同时，透过这次事件，清末民初社会的社会发展状态及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得以管窥。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焦润明教授是众多研究者中的一位。他对东北大鼠疫的关注始于2000年，独特的地域资源 优势使他有可能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充分地还原，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全面深入地考察，SARS的爆发加速了他的研究进 展。迄今，焦润明对这次东北大鼠疫的研究已涉及事件规模、政府和民间措施、风俗习惯影响，以及对外交、经济、法律法规 的影响等14个方面。在其近期发表的《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一文中，依托大量详实资料， 对曾经只有片言只语记述的那场大鼠疫有了相对全面的展示。

　　郭老十之死

　　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离奇惨剧。

　　村民郭老十腊月末回家过年，一天突感额头发烫，周身不适，躺了两天，病情未见好转，反倒咳嗽不止，继而吐血， 除夕病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当时东北地区的汉族有停尸祭祀的葬俗，郭老十的家人遂将其尸体在家中停留五天，亲属邻里 纷纷前去吊唁。意外发生，数日内，郭老十一家53口人，有32人得了与郭老十一样的怪病，咯血而死。随后，全屯死了近 百人。到了正月二十，这场怪病终于停止，但屯子里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

　　生前的郭老十曾在大岭街开了一家名为“魁升元”的旅店，就在他赶着回家过年之前，接待了两位从哈尔滨过来的客 商，蹊跷的是，两个人没住两日便死在店中，随后，郭老十的一个店员也死了。

　　就在郭老十病死的前3个月，中俄边境有官方报告称：“有华人在俄界大乌拉站务工，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 九月初工棚内有7人暴毙。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9日)由乌拉站来满洲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阳历10 月25日)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身亡。”

　　接下来，怪病有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1

　　910年11月8日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之后又蔓延到长春、吉林，再波及河北、山东等地。“ 从北部中国各地疫情流行的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 行。”焦润明说。

　　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

　　长春市，死亡人数5827人！

　　奉天(今沈阳)，死亡人数2579人！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人们心头，重重地压着两个恐怖的大字：鼠疫！

　　疫情肆虐之处，百业俱废，民生凋敝，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全面恐慌。通过史料记载，焦润明记述如下：政府强令关闭 了疫区所有戏院、妓馆等娱乐场所，导致优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无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 兑风潮。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百姓苦不堪言。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出口。学校因鼠疫 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

　　罪魁祸首——旱獭

　　鼠疫是一种比人类更古老的疾病。鼠疫原来就是啮齿动物的疾病，只是在偶然的机会下，人类介入了这种疾病的循环 过程，才会受到感染。但它在人类中的流行有相当长的历史。据专家考证，世界公认纪元后全球性鼠疫大流行就有三次，每次 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直接原因在俄罗斯境内。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已经发 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国方面控制 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过，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防疫要求，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 发生。”焦润明分析说。

　　传统医学理论普遍认为鼠疫由老鼠传播，所以在当时的几乎所有防疫规章中，都有除灭老鼠这一项。但日本医学家北 里柴三郎博士称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3万只，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既然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老鼠及其他动物、 牲畜等都没有成为病源物，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 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啮齿类小动物旱獭皮毛光泽柔软，肉亦可食，因而从来就是猎人们追逐的目标。健康旱獭行动敏捷、奔跑迅速，然而 一旦染病，它就会瞎眼、失声、行动迟缓，并且每每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染病旱獭无异于一颗注满鼠疫病菌的生化炸弹， 有经验的猎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射杀，也决不裹挟而去。

　　20世纪初旱獭皮毛在世界皮革市场上销售火热，价格猛涨。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 华工疯狂捕杀旱獭。不幸的是，这些私自招募上来的华工大都毫无狩猎经验，即使是染疫的旱獭，他们也不放过，有时还将这 种旱獭剥皮煮肉充饥。这样就为鼠疫向人类传播提供了机会。

　　华工的居住环境又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大多寄宿在一些低矮的草屋里，一间屋子里有两面大炕，一面大炕上至少可以 排列睡下数十人。而肺鼠疫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的。于是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环境中，一个人染疫，立即会传染全屋的 人。

　　焦润明介绍说：“据当时的报道，起初是一个姓王的山东农民，打死了一只病旱獭，剥皮而食，回到客栈不久便咯血 而死，紧接着又死了数人。惊恐的劳工知道这是一种要命的瘟疫开始传播了，互相奔走相告，四下逃散。于是，火车上、客栈 里、闹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肺鼠疫的传播地。”

　　而此时的俄罗斯在发现疫情后，并没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人道主义的救援措施，而是将约3000劳 工关进旧列车的铁皮车厢，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冻死在里面。劳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国人全部焚毁。尔后，俄国人又先后将一万 多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又遭到了日本占领者的阻挠，日本人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 许难民下车。因此，很多人其实没有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寒冷和饥饿。

　　事后发布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确认了这次东北大鼠疫的源头：“满洲鼠疫确源于捕旱獭者……

　　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

　　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

　　东北大鼠疫的防疫工作是在残酷疫情和领土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

　　在近代中国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这一次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不仅主要凭借中国人的力量在较短时 间内成功地抑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国际防疫大会——万国鼠疫研究会。

　　清政府对这次鼠疫大流行的防疫行动，实际上是在鼠疫流行了两个月之后才开始的。当时清政府接到哈尔滨陆军卫戍 病院发来的急电，称“黑死病”已在满洲流行，建议速设法防止。而此时的东北，正值日本、沙俄两大列强南北分踞。鼠疫发 生后，日俄企图借此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地盘，因而准备随时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进行干涉。

　　在这种形势下，经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 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而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其简陋的。“从医疗技术上说，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治技术 、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从民众来说，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民众对传染 病的观念也十分淡薄，更不知如何预防，仍循有旧的生活习惯。”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因此伍连德等人此次 远赴东北疫区，不仅担负着抗击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还要用科学的方法与一些固 有民俗做顽强抵抗。

　　为了发现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通过对医学界已有成 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区分析病例，伍连德确定了1910年东北大鼠疫鼠疫菌的贮存宿主是旱獭，并弄清了鼠疫杆菌的传播路径 。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 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总的来看 ，晚清各级政府组建起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这场灾难，为防治疫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这与以往完全不同。”焦 润明说。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清政府还积极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这也是以往防疫工作所没有的。”焦润明说。在 伍连德组建的防疫队伍中，就有一些自愿参与和清政府聘请的外国医生。在防疫工作中殉职的外国医生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国 医生曼斯莱博士、英国医生嘉森、日本医生守川歆显等。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次会议，焦润明称它是 “近代以来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也评价它为“在我国举 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人在近代科技史上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伍连德 任会长。与会专家确认了这次鼠疫大流行的传染源、传播媒介和传播路径，并对鼠疫的预防和治疗处理的方法等，提出了一系 列理论和主张。会后，由马尼拉出版局出版的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英文)汇集了大会的全 部科研成果，至今仍被视为人类医学科学的伟大经典。

　　人类进化史也是疾病抗争史

　　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场大瘟疫也让当时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新审视政府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和表达对危机事件的观念 。

　　“虽然清政府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瘟疫，但因缺乏应急措施、个别官员渎职、医护人员防 疫素养参差不齐等因素，防疫成绩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所以当时有报纸刊载评论文章批评清政府在这次防疫事件中举措不利 。另外也有人呼吁，每个中国人都要把东北人民所受的灾难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所受的灾难，号召捐款捐物，并认为这是一 个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的绝好机会。”焦润明说，“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能够表达政府以外的独 立见解，同时报纸所发表的观念已经具有近代国民观念和国家民族意识了。这是很可喜的。”

　　大灾难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时至今日，鼠疫，这个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也已得到有效控制。20世纪中叶，抗生 素的发明使鼠疫的治愈率大大提高，21世纪，英国桑格中心的科学家又宣布完成了鼠疫杆菌的基因组测序工作，这将有助于 研究该病菌的进化过程，为这种烈性传染病寻找新的抗菌药和疫苗。

　　然而，人类与鼠疫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灭鼠疫的前景还不乐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 究员俞东征指出：“因为我们对鼠疫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工作去找出答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新的措施，也有待我们去实践；要把目前已经很少的鼠疫病人再减少一点，需要多年持续不断地努力，至少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还看不到消灭鼠疫的前景。”

　　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同时也是与病菌、

病毒，与瘟疫进行抗争的历史。在这部漫长的历史中，一些瘟疫已经被人类消灭 ，一些得到了控制，然而也有一些正在“死灰复燃”，还有一些新的瘟疫正在悄悄发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原白求恩医科大 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峰教授认为，从现实角度看，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命和健康威胁最大的传染病是

艾滋病，其次是

禽流感。在国内，重点传染病的前4

　　位依次是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和血吸虫病，对于这部历史的书写，人类依然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沉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