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重新走近父亲

　　　　60岁才开始捧读父亲文集，梁培宽、梁培恕俩兄弟潜心研究只为重新走近父亲的内心世界

　　-特约记者 / 柳志英

　　“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梁漱溟后来解

　　释对梁培宽和梁培恕兄弟俩他们名字的来历称。在28岁之后梁漱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转折，将解决问题的方法重回传统，在儒家经典中寻找答案，宽恕的名字在此时即已酝酿成熟。

　　宽恕俩兄弟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都从事了与父亲毫不相干的行业。像当时所有向往革命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积极投身到当时的社会洪流中去，对父亲的学术、思想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隔膜。60岁时，梁培宽才第一次认真的捧读梁漱溟的文集，学理出身的他坦言自己最初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但他坚持着。用了20年时间，俩兄弟开始重新走近父亲的内心世界。

　　不顾家室背后的深情

　　“他是不顾家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1925年出生的梁培宽说。父亲自己也说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在培宽1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从此，他和弟弟培恕开始了在亲戚家的寄宿生活，先是在姑姑家，后来又到表姐家、表姑家。很小的时候兄弟俩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因为父亲是完全顾不上他们的。梁培宽印象中父亲一直很忙，他和弟弟培恕的童年是在辗转迁徙中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生活大概是在山东邹平，当时的县城相当于现在农村的普通小镇，非常安静。整个一条街只有几家店铺，隔三差五才有一个铺子，只赶集时整个小城才会热闹起来。

　　“生活完全自理。什么时间理发、换衣服、包括做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培宽回忆说，抗战时他们俩兄弟开始住校，当时在重庆的勉仁中学，由于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梁漱溟的学生，所以两人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

　　当时伙食就是

咸菜，榨菜，蚕豆没有油，用水煮着吃。生活还是非常俭朴，为了省鞋，下雨时就光脚走路，晴天时穿草鞋。草鞋很容易坏，一买就是十双，隔两三天就可以换新鞋。夏天穿草鞋舒服，它干爽、凉快。尽管生活简朴，但生活的基本保障是有的，梁培恕记忆中自己并没怎么饿肚子，或者没衣服穿。

　　梁漱溟要奔波各种事情，给学生讲话，筹款，去各地考察等。但是梁漱溟并非无情，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他也会和两个孩子一块聚聚。“两三个星期，会接我们过去和他聚会，他的朋友、学生来找他，无非谈论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的事情。”培宽说，一切耳濡目染，使我们很理解他，所以尽管见面次数少，他对我们影响却不小，并且这种影响非常难得。

　　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梁漱溟在自己的信中或日记中显示出对自己家人的深情。1935年8月，培宽兄弟两的生母黄夫人在山东邹平去世。梁漱溟写了《悼亡室黄靖贤夫人》，连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并称，“婚后14年间，使我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使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

　　在长孙梁钦元出生时，远在重庆的梁漱溟高兴之后给儿媳妇写了一封甚为动情的信，培宽至今仍保存着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得闻危险期过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产者，想到这一点你该是自慰的。” 公公送给儿媳妇的夸耀和期望尽在其中。

　　重新走近父亲的历程

　　兄弟俩长大后走的是与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

　　漱溟并没有期待子女成为他的接班人，他像早期对他们的教育一样，听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喜欢生物学的培宽说自己的一生并没有什么波折，就是读书时多转了几个学校，读大学时从清华生物系又转到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国家计委规划司。老人幽默地说，“那个公务员不好当，没什么意思。”

　　1953年发生了梁漱溟和毛泽东当面争吵的事情后，一度培宽的预备党员身份搁浅，候补期延长了一年多才最后入了党。这位学生物的高才生后来在1968年却被下放到干校去养了三年猪，挑水、喂食、运饲料、打针、搞卫生，每天都要清扫猪圈。所有的活都是他自己干。但因为很早就比较自立，所以梁培宽并不感觉太苦，他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在精力最好的时候却没干什么正事。后来在一次出访时，他曾对国外的一位畜牧专家开玩笑说，“我可当过兽医，咱们是同行。”培宽后来分配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直到退休。

　　性格更为直爽的培恕同样很幽默。他说自己和大哥不同，大哥是读了很多学校，大学都读了两个(指清华转到北大)，而自己性格不够沉稳，小学、中学、大学哪个学校也没毕业。思想激进的他在解放前就参加过罢课，国民党时候因为他是梁漱溟的儿子，还怀疑他亲共，追查过他一段时间，他化名躲在了堂姐家里。培恕喜欢研究国际形势，先后在人民日报、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都工作过。

　　培宽兄弟俩在父亲去世后相继退休，退休后想到了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稿。兄弟俩的分工不同，培宽负责父亲的全集编撰出版，梁培恕则负责撰写父亲的传记作品。“我们哥俩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边整理边开始了解他。年轻时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书或是关心什么内容，但没有深入进去。到现在才算有些了解。但也很困难。”培宽说，他曾经请父亲深入浅出地讲讲佛学道理，但是讲了两次还是茫然。

　　“吃力，也很吃力”，培恕有着同样的感觉。两兄弟为此还专门请教了一些研究梁漱溟的专家。慢慢地，在二十年的研究中，父亲的一些思想，想法开始让他们有了新的理解。培宽引用父亲的话，若手边有书他会很快找到原处，也可以在讲座中一口气讲两个多小时。

　　“他不是一个很浅薄的人，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张肯定是错的，但有些看法却值得参考。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在自我修养上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在破‘我执’上下了功夫。”培宽在重读父亲20年后给出的评价让人耳目一新，他同样认为在编辑梁漱溟全集和日记时，自己并不是在为父亲或者家庭做事情，而是觉得这些东西属于社会，应该保留下来。

　　培恕则认为父亲在一生中有着过于自负的成分，但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想了一些别人没想的东西，做了一些别人没做的事情，他绝对不盲从，他自己说过，他从来不怕居于少数。

　　兄弟俩风格不同，但同样谈锋甚健。“在两三年内把该出的文集出完，我就二次退休了。”，82岁的培宽老人坐在简便的折叠椅上，款款地总结着。二十年如一日，他孜孜以求，为得是走近自己的父亲。

　　“不满意，今天写的一万五千字全废了，精力有点不济，要换个环境了。”培恕先生在完成父亲的传记工作时一丝不苟。他说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的一句话，让他感动莫名，他说：“你很幸福，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需要你继续工作。”弟弟也希望在明年前能完成传记的书写，那时候他也可以真正退休了。

　　两次采访都超过了三个小时，时间流逝，而兄弟俩还是那么精神矍铄。送出门外，培宽先生站定在门边，和我们鞠躬揖别；而培恕先生，更是站立在电梯门口，目送离开，一代大师的风度同样香火流传。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授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19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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