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引发麻雀益害大讨论

　　全民“剿雀大战”的能量指数却也并非一路走高至峰值，事实上，它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进入了一段缓和期。“从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开始，麻雀尽管还在打，但其命运有所改观，可以讨论了。”罗平汉说。

　　1956年四五月间，针对苏联在学术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多次表示在学术研究中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专门给科学家作了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受此鼓舞，一度沉闷的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

　　罗平汉说：“灭雀运动开始后，一些生物学家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消灭麻雀是最高层作出的决策，他们又觉得不宜贸然提出异议。‘双百方针’提出以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可以就麻雀问题展开争鸣。”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薛德等反对消灭麻雀的生物学家作了大会发言。他们提出应当用缜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麻雀的益害问题。但由于与会者观点不一，大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会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谈谈麻雀》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促成了一场关于麻雀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一位山东读者来信反映了当地麻雀绝迹后的严重后果：白杨树的叶子不见了，上面布满了皮虫，呈现冬枯现象。一位南京读者在信中说，在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麻雀对消灭树上的害虫和清除杂草是会有一定好处的，麻雀的鸣声也能为城市带来一些生气，因此，在城市里不必消灭麻雀。

　　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回忆称，在拥护消灭麻雀的队伍中，最典型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也有外国专家参与到这场讨论中。1957年5月7日，在中国访问的苏联科学院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向《文汇报》记者阐发了对麻雀问题的看法。他说，麻雀对于人类的益害，要看麻雀生活在什么地方而定。苏联的情况是，在北部和森林地区，以及城市里，麻雀对人是有益的，苏联人民不予消灭。

　　“不知是科学家对麻雀的意见起了作用，还是苏联专家的看法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反正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对原来的‘除四害’条文略作了修改。 ”罗平汉说。修正案规定：“从1956年起，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算是在部分地区对麻雀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