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雀大战背后的反思

　　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可能折射出当时的政治走向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剿雀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小麻雀早已被“平反”，其益害也无须再争论，但对于这同一事件，相关专家和学者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认识。

　　新世纪：“剿雀大战”是一件荒唐事吗？

　　郑光路(四川作家、历史学者)：这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不论在中国史上，还是在世界史上，这都是一件非常荒唐和愚昧的事情。通过大量史料研究，我发现打麻雀本身，没有任何合理性和科学性在里面。上到指导思想，下至“大兵团作战” 的具体操作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不只是麻雀被消灭殆尽，还有很多鸟雀，都被当作害鸟消灭了。

　　罗平汉(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不能说它是荒唐的。只能说当年人们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对麻雀的习性不是太了解，不能完全认识到它是一种益鸟。而决策者也没有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只是应农民强烈的呼声，主观上认定麻雀是一种害鸟。

　　客观地看，那个时候麻雀确实很多，农药有限，麻雀对农民利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所以农民主张消灭麻雀是可以理解的。按理，科学家对麻雀的看法应该公平一些，可是不知是研究条件的限制，还是其他原因，竟有科学家在中国影响最大、权威最高的《人民日报》(1956-1-8)上公开撰文，大谈麻雀的害处，并介绍了诸多消灭它的方法。我想这对决策者恐怕也是有影响的。

　　新世纪：麻雀后来被证明是冤屈的，从而获得了“平反”，但对于“四害”中的其他三害，人们却没有提出任何置疑。

　　郑光路：“除四害”其实在1952年就提出来了。时值朝鲜战争末期，为了应对美国的细菌战，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口号是：除四害，讲卫生。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除四害”运动就是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

　　“除四害”运动有它的合理性，也有正面意义，苍蝇、老鼠、蚊子到现在仍是该打的。作为发动打麻雀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最初的意愿也未尝不是善良的。但更多的是，打麻雀运动完全作为大跃进运动的附庸或者前奏，在指导思想和执行的模式上采取了极左的模式，所以带来的后果与善良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

　　罗平汉：“除四害”本身，作为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应该没有错。当年我们也只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四害”。中央高层还是努力想创造比较好的局面的。

　　大跃进时期，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人民情绪高涨，中央也一心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彻底改变，你不能说人们的出发点不对。那时，“除四害”演变成为一种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可能折射出当时的政治走向，但它本身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个科学家受到处分，也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意图，即把麻雀问题作为突破口，要把知识分子网罗起来。

　　新世纪：后人应当对这件事作何反思？

　　郑光路：对于任何事物，必须要尊重科学，否则，发起者主观意愿是善良的，但不尊重客观规律，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至今日，肆意残害鸟类或动物的做法，在全国各地仍是屡见不鲜的，麻雀、蛇、豹、猴、刺猬、陆龟等野生动物被人类摆上了餐桌，而法律也确实存在漏洞。2000年8月，麻雀已被国家林业局组织制定的《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为国家保护动物。2001年，四川省、重庆市不少地方闹起虫灾。9月后，两地新闻媒体传来这样的消息：十万火急，紧急招募2万只麻雀、20万只青蛙、5000条蛇，以解古城燃眉之急。因此，研究这件事，并非单纯只为揭开历史疮疤，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后人是一种警示。

　　罗平汉：评价历史，不能用今天的认识衡量前人。倒是麻雀的命运可以反映出我们整个政策的演变过程，反映科学家和科学界认识的演变，也可以反映出整个科学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环境。如果当时决策者能够广泛听取专家意见，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结局。从来没有什么廉价的民主，任何民主都是要有成本的，但这个是成本是小成本，可以避免大损失。

　　卢汰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上世纪50年代末的这场大规模灭雀运动，对于麻雀这一物种，其实并没有致命影响。一个物种，仅使用人为的办法去抓去打，如果它的生存环境没有改变，是不大可能被灭绝的。

　　动物之所以能灭绝，关键问题不在于直接人为，而在于人破坏了动物的生存环境，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会对动物产生致命威胁；砍伐森林，杂木林变成单一的人造林，限制了动物的种类；开公路、开矿山，不仅把保护得比较好的植被切割开，对动物的生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温室效应，不仅会使自然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而这种种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都终将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类要保护动物，首先要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而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