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我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

　　“写作”的职业性是我一直不太接受的，这一点到现在拍电影也还是一样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关于朱文的电影其实我们知之甚少。

　　比如《海鲜》，比如《云的南方》——《海鲜》连盗版碟都没有，《云的南方》曾在中央台的某个频道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播放过，而且据说是在深夜。

　　朱文本身谈自己的电影也很少。他在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

　　他很少出现在媒体，但他也不神秘。至少，他没有把自己打扮得很神秘。他可能要比过去胖一点。衣着普通。一脸和 蔼笑容。他不倨傲。他出现在清华南门的某个咖啡屋里，戴着一顶帽子四处张望，这时候，他有点像他过去的青春期，张望着 ，逡巡着。这是朱文。非常具体，身形高大。任何一个热爱过文学的青春期的文学青年都有可能喜欢过朱文10年前的小说。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爱美元》、以及《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他的小说那么特立独行，极度个人化，荒谬而 滑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朱文的敏锐在于，他快速地记载下他对于时代的观察，然后，迅速放弃了写作的营生，投向他更热爱的电影。就像1 994年，一个持有2000吨级司炉证，擅长在图纸上规划蓝图的工程师，突然打算离开这个游刃有余的岗位，(也有传说 是被开除的)开始不靠谱的写作生涯。他知道自己天生是一个作家，现在他又要证明他天生是一个导演。他不认为陈凯歌、张 艺谋是天才导演，因为他们都没有原创性，只依赖摄影和剧本。

　　我相信写作与内心的挣扎有关

　　人物周刊：你的新电影进展如何？是否遇到什么困难？

　　朱文：新电影还是一个未知数。原先想拍的《我的哥哥，我的妹妹》因为不能通过审查，就搁下了。手头在准备的电 影还不适合谈论。我将以最大的耐心等待这第3部电影。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你的3部电影？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脉络可以依循？

　　朱文：它们当然是不同的，我希望它们非常不同。《海鲜》考察了善恶问题，涉及到性、暴力、政治。《云的南方》 关注的是时间、空间的问题，讲一种不可能的生活，其中也有性，也有政治。

　　人物周刊：《达马的语气》是你的新书。

　　朱文：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选，说起来我的作品以短篇结集的方式出版还是第一次。我以前出的书版本大多非常难看， 偶尔在书店遇着，我都绕着走，这伤了我的心。现在这本书的策划是我的朋友楚尘，他让我看到这些年国内印刷术的进步，这 极大地增强了我再版的信心。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你的小说中的虚无感又从何而来？你看待诗歌、小说和电影的态度，前后有变 化吗？

　　朱文：就我本身而言，“写作”的发生是静悄悄的，就像夏天，一场雷阵雨以后，院子里忽然长出一丛蓬蓬勃勃的杂 草。

　　现在看起来，所谓“走上写作道路”是和青春骚动、寻找一种自由自在生活的冲动搅在一起的，叛逆、反抗，不想循 规蹈矩，动作性很强，“文学性”次之。而“写作”的职业性是我一直不太接受的，这一点到现在拍电影也还是一样。为什么 写作？玩呗。说实话，我的写作观念非常过时，始终相信写作与内心有关，与内心的挣扎有关。

　　小说中的虚无感从哪儿来？从生活中来，从脑袋里来，从说不出的什么旮旯里来。

　　我看待诗歌、小说和电影的态度——我打过“喜新厌旧”的比方：你以为她们是你生活中的三个女人，其实是一个女 人。

　　人物周刊：同为南京的作家，请比较一下你和韩东。

　　朱文：韩东是湖南人，江苏洪泽长大，我是福建人，江苏宝应长大，但是我们死活要被当作南京作家了。我和老韩性 格区别很大。作为作家，他具有天生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不具备。他的敏感气质、好斗的习惯和百折不挠的韧劲等等，无一不 是一个一流作家命运的稳定因素。我喜欢吃肉，老韩喜欢啃骨头，而且是啃那种在我看来非常没有价值的骨头。还有一个大的 区别就是女人，在女人方面我们不太一样，究竟怎么不一样就不细说了。

　　到稍微干净一点的地方去寻找美

　　人物周刊：1989年你从东南大学动力学系毕业，分配到一个国家重点工程做了5年，建了一个发电厂？能讲讲当 时的工作情形？我还看到有关的访问，感觉虽然你和大家相处很好，但基本上还属于异类分子？1994年，你为什么从工厂 辞职，辞职后你做了什么？

　　朱文：我作为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参加了一个新建发电厂的建设。那5年生活在我的小说中隐约可以见到。我 和大家相处得不错，不认为自己是异类。我对集体生活并不十分过敏，工作也认真负责，不争取升官，也不争取奖金，更重要 的，在单位里从不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职工我想放在哪里都是没问题的。只是那种生活太枯燥太重复了，逼得你要乱搞。所 以我辞职。辞职后东游西逛，打发了十多年光阴。如果不是这些书、电影，都在那里，证据确凿，还真不好总结自己这些年到 底都干了些什么。

　　人物周刊：上大学的时候你做过很短时间的摇滚乐队，还记得在台上演奏吉他的情形吗？是不是觉得很酷很拽？

　　朱文：我上大学时还没听说过有摇滚乐队这种东西，和现在相比，当时的音乐生活十分贫乏。邓丽君、刘文正什么的 ，开始连罗大佑都没听说过。只是跑到女生楼下弹弹吉他唱唱歌那种。长头发、弹吉他、打架斗殴等，那时都是不良青年的特 征。在大学里我省吃俭用买过两把木吉他，一把“金雀”，一把“红棉”。那会儿乐队的出路无非是在舞厅伴奏挣点小钱，没 有觉得很拽，因为连买乐器的钱都挣不出来。在舞台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号称“三个火枪手”，穿着红衬衫、弹木吉他唱歌 ，现在看来傻疯了。1991年我开始写小说以后，就再也没有摸过吉他。

　　人物周刊：过去你似乎不能接受稳定的生活，很多事情不能循规蹈矩。那么现在呢？

　　朱文：稳定与否是相对的。即使别人觉得很折腾的时候，可能自己正享受着稳定呢，别人觉得你稳定的时候，可能你 正折腾得半死。我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中产阶级”是哪样完全不清楚。就我个人感受来说，特别年轻的时候喜欢到 肮脏的地方去寻找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习惯到稍微干净一点的地方去寻找美了。美就是美，不管是从哪儿来的。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里出现过奇迹吗？你的痛苦是什么？你的幸福是什么？你对未来有什么憧憬？

　　朱文：生命是一个奇迹！生活是一个奇迹！没有更大的了。

　　我的痛苦，就是正在经历的生而为人的各种痛苦。人人经历的，我概莫能外。痛苦的反面也不是幸福，是内心的平静 ，或者麻木。

　　幸福是另外一回事，幸福是爬山的途中忽然来了一阵风。

　　我时常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对未来我不十分憧憬，但并不能说明我悲观。

　　朱文 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 职，现为自由作家。著有诗集《我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长篇 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

　　1998年，发起并主持了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这是当代青年作家对现存文 学秩序的一次集体反思。

　　1990年代中期“触电”，写过电影剧本《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自 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2001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