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铁屋里的“圣人”

　　-余世存

　　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

　　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 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 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时里得以完成，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 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惟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 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 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

　　曾国藩(1811～1872)，头上光环无数。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 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 想学说)之人”。

　　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他被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最后结出的一枚硕果，也得到 了一切外王们的敬服。

　　也因此，无论我们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型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以及当代的茅 于轼、李慎之、蒋庆，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就像是在中国历史划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 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从现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 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 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 人欲，成为“无我”。

　　但这个资质中等的人用传统修身齐家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也确实获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 感、大局观和见识，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满清补天成功。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运甚至奔走其间。当时最 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 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

传统文化 的藩蓠。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中国数千年 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但曾却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 曾如老、孔、庄、韩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 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 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也是一种衰败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因此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 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流沙河说过曾国藩“可怕”，的确，在曾的圣人温情后面，是刀锋的惨刻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