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滩矿难：带走的与留下的

　　本刊记者/李云虹

　　前一段在家里发呆的时候，总想透过窗户瞅大门，听听是否有摩托车的声音，想他就要下班回家了，可是一想到他再也回不来了，就剜心剜肺地难过。

　　三岁的儿子，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距离市中心100多里，到这里汽车需要颠簸三个多小时，沿途天空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的煤灰使不少坑坑洼洼的路段整个变成了黑色，沉重的拉煤车就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地向前艰难移动。

　　记者来到了名叫苍圪台的小山村，这里群山环抱，村中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宽宽的河槽里已被连片地堆起了高高的洗煤厂废渣子。此刻正值隆冬农闲时节，整个村庄非常安静，刚刚刮过一场大风，厚厚的煤灰将山村四周全部覆盖。

　　2006年11月26日，这里的芦苇滩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24名矿工在爆炸中遇难。事故发生后近2个月，记者来到这里，“芦苇滩矿”四个大字跳入眼帘——一个老式的简陋大门，经历了风蚀雨剥的陈旧门牌。当地村民说，矿难发生后，煤矿就被关停了。当记者问及遇难者家属的下落时，这位村民说，24人里，家在当地的只有4人，也不是本村村民，其中一个是邻村王三家的上门女婿。其余的都拿了赔偿金，带着骨灰回东北等地老家了。

　　绕着崎岖拐弯的山间小路，记者来到了王三家，王三60多岁，失去丈夫的女儿在医院住院还没有回来。在王三家和芦苇滩煤矿签订的赔偿协议上写着：丧葬补助金5730.6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0万元，共计205730.60元。

　　女儿王鲜梅没在家，家里有些零乱，房间里没有太多的摆设，除了床和桌子之外，只有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整个屋子最惹人注意的是墙上的一张放大的遗像，那是王鲜梅把丈夫结婚证的照片翻拍后放大做的。

　　在乡中心医院的病房里，王鲜梅躺在那里，她说：“我每天吃不下饭，两个月就瘦了十几斤，我知道，人走了，是没有办法的事，别再影响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两岁的孩子等着抚养呢，可我就是提不起精神，真不知咋办！”说着，她红肿的眼睛又流出眼泪。

　　她的丈夫志强原本是在焦化厂上班，自从入赘到她们家，就成了全家的顶梁柱。私人煤矿虽然风险大，但每月7000多元的工资，总是使他欲罢不能。

　　“前一段在家里发呆的时候，总想透过窗户瞅大门，听听是否有摩托车的声音，想他就要下班回家了，可是一想到他再也回不来了，就剜心剜肺地难过。”王鲜梅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矿上给赔了23.5万元钱，但这笔钱是留给儿子将来读书和生计的预备金，一分钱也不敢轻易挪用。”

　　一方面是对骨肉亲情的难舍难分，另一方面还要对未来的生计担忧。失去了丈夫，对很多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而言，就是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和全家的精神支柱，经济骤然陷入了窘境。强忍着悲痛的王三不敢哭，因为他更担心体弱多病的老伴是否能够承受。他告诉记者，芦苇滩煤矿的许多矿工家里都很贫困，所以更看重平均每天那200多块钱的收入。

　　王鲜梅说，经过家里商量，爸爸还是想再为自己招一个女婿，“但我准备过几年之后再做打算。”尽管难以忘怀情深意笃的亡夫，但毕竟为了孩子和多病的父亲，也需要找个依靠。“人已经死了，日子还要过的。”她望着窗外喃喃地说。

　　那声巨响，带走了她的爱情

　　矿难带走的不仅仅是矿工的生命，更有让生者难以割舍的亲情、爱情。芳芳的未婚夫遇难了，赔偿金与她没有丝毫关系，留下的只有永远让她心痛的回忆。

　　她始终清晰地记得未婚夫小郭上班前走的那一刻，她只来得及送与对方一个微笑的眼神。她正埋头为他纳着鞋垫：“等你下班，我这双鞋垫就纳好了。”

　　这是按当地习俗必备的订婚之物，鞋垫上分别绣着“爱你”两字。

　　芳芳的男友小郭，一个22岁的青年，煤矿工人。两人是村人公认的金童玉女，很是般配。他们计划在腊月顺理成章地结婚。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小郭曾对她说。

　　芳芳心里清楚他每月5000多元的工资，生活一定不会有问题，但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这份高薪是在“两块石头夹一块肉”中获得的。

　　2006年11月26日，发生在这个偏僻山村的那声沉闷的巨响，夺走了小郭的生命，从那以后，芳芳变得精神恍惚，时常在夜里惊醒，总感觉小郭在低声呼唤着她，使她彻夜难眠，她甚至想到了去死。

　　几个亲戚的倾心安慰使她在生与死的边缘，终于挣扎着回来了。

　　采访几天后，记者打电话给芳芳的姐姐，询问她的近况时，她说，芳芳不愿谈找对象的事，前两天毫不犹豫地远离了家乡，她去南方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去了，她怕见到与小郭有关的任何人和物，走时，留下了一封信：“如果，没有这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内心里，到底想要什么……”

　　什么也换不回亲人的生命

　　从东北吉林到山西打工的遇难矿工王家志的妻子秋平，是一位年近50岁的中年妇女，没有工作，靠种地为生，一个独生子17岁，正在读高中，早年丧偶的婆婆，体弱多病。

　　在噩耗传来的当天，她不敢告诉在县城读书的儿子，怕孩子一下子接受不了，影响学习。如今，过去两个多月了，她仍然难以释怀内心的悲伤，刚与记者谈起“王家志”三个字，止不住的泪水就顺着脸颊往下流，她说：“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老人、孩子可咋办呀！”

　　丈夫死后，悲伤让她的头发在短短几天就全白了，曾经一度红润的笑脸也被蒙上了一层灰色，声音沙哑、头发蓬乱。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她说，活着的人总是要继续活下去的，但愿以后不要再有矿难发生，不会再上演这样的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惨剧。

　　与王家志一同出来当矿工的20出头的侯小军也遇难了，只有小军这一个儿子的父亲听说之后，痛苦之至，精神恍惚，见人就说：“我真不该让孩子去啊，明明知道危险，危险，可我怎么就鬼迷了心窍，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同村的邻居说，孩子出去也是没有办法，在家里种地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将来找媳妇都难，出去当矿工不要求啥技术，每月能有几千块的收入，谁不心动呢？

　　2004年，山西省政府曾经出台了《关于落实煤矿安全责任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的规定》。该《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发生死亡事故时的矿主对死亡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秋平说，这次遇难的矿工家属都拿到了最低20万元的赔偿，安葬费和回老家的所有车票开销都给报销了。“事发半个月后，我们带着这‘要命钱’和孩子他爸爸的骨灰，离开山西。但是从我们内心来讲，再高的标准、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换回亲人的生命。不过，相对于全国各地遇难矿工以前普遍只有1万至5万元的赔偿标准，我们家属的心里得到了更多安慰，孩子上大学需要一笔很高的费用，好好把孩子供出来，他将来若是有出息，他爸爸的血也算没有白流。”她边擦拭着红肿的眼睛边说。

　　当记者询问侯小军的父亲家里以后的生活怎么计划时，侯老汉静静地端详着孩子的遗像，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老年丧子，这人生最大的痛苦，让我给遇上了，可反过来想，我总不能一直哭呀，我要攒点力气，明天还要生活啊，我想把这些赔偿金存着，将来有机会收养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我要供他上大学，我老了，把钱用到最有用的地方，至少能为这个孩子的父母减少一些痛苦。”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