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难解的方程式

　　13亿：难解的方程式

　　“我们往往感情用事，而忘了人口问题是一门有凭有据的科学。”

　　★ 本刊记者/文晔

　　一位网友在《令人沮丧：中国人口问题的真相》中写道，“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看。一张张仓惶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

　　即便我们用世界上8%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即便我们凭借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成就了最大的“世界工厂”；但在众多的中国人心中，想起那些仓惶的脸，“人口第一”仍然是难以散去的阴影。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年初表示，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我们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控制目标。”

　　而实行计划生育30年后，一些令人口学家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如何降低人口，现在头发白了，生育率降下来了，却发现好多矛盾没解决，更可怕的是，不知道以后要出什么事。”反思国人看待人口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往往感情用事，而忘了人口问题是一门有凭有据的科学。”

　　马尔萨斯与“龙象”之争

　　提到人口，不能不提马尔萨斯。

　　许多中国人听到马尔萨斯的名字，就会想起马寅初先生，想起当年颇为流行的那句话：“错批一个人，多生三四亿。”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建议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

　　在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今天是这样写的：“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新增的GDP大多被新增的人口所消耗”。可以说，这与马尔萨斯的理论一脉相承。

　　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检视马尔萨斯当初的预言。

　　马尔萨斯曾用一个令人沮丧的预言迎接19世纪：人口总量几何级别的增长将导致大饥荒和人类的不幸。现实却是，世界人口突破了60亿，粮食产量在“绿色革命”的奇迹下，正以他从未想象到的速度倍增。迄今为止，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还是个谜。

　　认同马氏理论的中国学者，如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早在1981年就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

　　2005年，联合国有一个预测，到2026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总算要甩给别人了。然而，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2006年引入HDI(人类发展指数)所做的研究表明，“也许印度拥有比我们更美好的未来”。

　　顾宝昌分析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印两国在本世纪的人口走向将会相当不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现在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已经下降到1200万，印度目前每年出生人口还在2400万以上，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劳动力只是印度的一半。到208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由2020年的10亿下降到5亿，每10个人中就有4个老人。而印度仍有11亿劳动人口，每10个人中有2.5个老人。

　　美国高盛公司则在其2007年初发布的报告中称，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并在2050年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之一，就在于到2050年之前，印度人口都将持续增长，其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将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

　　在西方，马尔萨斯老早就被凯恩斯赶下了神坛。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中国社科院的都阳研究员告诉记者，中国的发展，已经足以使我们摆脱产生于小农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了，进入现代经济轨道后，“分母效应”，即以人口总数为分母的计算方式，不应再成为制订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解决人口问题要靠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靠的是人本身。

　　都阳说，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从“数量关注”转向“资源关注”，把人看作是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本，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他在“2006年人口绿皮书”中写道，中国对于人口资源与人口数量的替代关系普遍缺乏理解，这种理解的缺失，反映在公共秩序执行上，就是将大量的行政资源用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因此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源。

　　大国崛起与中国变穷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封面故事，指出21世纪即将成为“中国世纪”。与此同时，网上也流传着一篇标题刺眼的文章，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

　　有趣的是，无论是对中国看涨还是看跌，人口问题都是核心中的核心。

　　中国资源不足，又无技术，更不能去殖民，为什么能经济能起飞？——利用劳动力优势进行原始积累，从“人口年轻化”中获得大量的“人口红利”是个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解释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及“四小龙”的“东亚奇迹”非常相似。

　　“人口红利”，即抚养人口比例不断减低，给经济带来促进作用。1982～2000年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20.1%，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3%，蔡认为，这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4元就有1元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

　　接踵而来的变化将是，让我们骄傲的“世界上四分之一劳动人口在中国”，将演变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老人在中国”。大约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耗尽，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2025年后劳动力将以每年900万～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老龄化社会迅疾而来。

　　兰德公司的报告点出中国将非常穷的原因：“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

　　虽然也有专家乐观地认为老龄化社会未必是坏事，但顾宝昌却警告：“人口态势是客观结果，对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敬畏之心。”

　　他说，“人口高增长”这个在近几百年来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我们已从近年来关于小学不断萎缩、小学生不断减少的报告中看出端倪。

　　200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图还是“金字塔”型，即老年人最少，在塔尖；中青年与少年人构成巨大的基座。而执行计划生育比较严格的江苏、北京、上海已经成了“枣核”型，中年人成为最多数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204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图可能变成柱状，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图会变成“蘑菇云”。(另见图表)

　　韩国启示录

　　面对未来人口的可能的变化趋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顾宝昌考察了韩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人口密度为470人/平方公里。即使扣除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韩国的人口密度仍然比中国大得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的生育率很高，例如1960年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字高达5.9。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

　　韩国的计划生育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像今天的我国农业官员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一样，80年代，我们的计划生育官员也到韩国学习控制人口。

　　随着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韩国人对1.59的反应是“恐慌”，由此在20 世纪90 年代引发了一场很大的辩论，焦点在于是否应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政策。

　　支持调整政策者认为，假如生育率再进一步下降，会危及到韩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即便取消了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也不会导致韩国生育率的上升。反对者的呼声也相当强烈，他们认为韩国是个小国家，地域小人口密度高，资源非常有限，所以还是要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得来今天的生育下降，一旦取消，多年的成果将会荡然无存。

　　这些辩论几乎就是现今发生在中国学界的辩论的翻版。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由2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并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即“新人口政策”。

　　这个文件出台后的效果如何呢？令韩国政府和学者十分意外的是，在随后的几年中，韩国的生育水平继续下滑，到2004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9 的水平，而正被人口负增长困扰的日本，2004年的总和生育率还在1.29。

　　为什么韩国的人口政策变了，但生育率还在继续下降？韩国学者的解释是，“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韩国政府在2004 年出台了以“为使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提高到1.6”为目标的六个方面的措施。上个月，顾宝昌到韩国的时候，韩国的人口专家正忙着和教育部一起更改中小学课本，以求让孩子们知道人多也是好事。

　　生育率之谜

　　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时间比韩国迟10年，发生在韩国的争论，近几年也出现在中国。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30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300位中国人口专家得出了接近韩国1996年时的说法：稳定低生育水平。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低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但是谁也说不出具体数值。生育水平，又叫“总和生育率”(TFR)，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指数，如同经济发展领域的GDP。如果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TFR就应该是2.1。

　　据说，在学界和计生系统内部，目前关于“低生育水平”一共有7种说法。

　　以江苏为例，顾宝昌在南京给计生干部讲课时就听到了以下说法：第一种认为，“低生育水平”是指全国平均生育水平，也就是官方公布的1.8；第二种认为，应该指我国政策生育率，即1.47；第三种认为，是指当地的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即1.06；第四种认为，应该是现在的实际生育水平即1.0；第五种认为，应该是人口学中公认的更替水平，即2.1。还有的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名词的，只当是计划生育的政策执行率。

　　目标很糊涂，现实更尴尬。提起中国90年代以来的总和生育率，大多学者只模糊地说“在更替水平以下”，“以下”二字就涵盖了从0到2.1这个巨大空间。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官方认定的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到2006年，一直坚持在“1.8左右”的口径。专家认为，这样一个宽泛的数据，无形中使总和生育率从“变数”变成了一个“常量”，失去了它作为观察生育趋势风向标的效用。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这意味着包括农村和少数民族在内，我国平均一对夫妇只生1.22个孩子。这一结果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是“偏低”了。于是，围绕着什么是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出现了众说纷纭、烽烟四起的局面。

　　顾宝昌说，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的1%人口抽样调查都逐年报告了十分详尽的分年龄、性别、孩次的生育情况。尽管这些都是国家统计权威机构正式出版的官方数据，但这些调查结果显然都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顾宝昌认为，如果我们不苛求误差率，而把统计结果作为“时态发展趋势”的反映，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些年来生育水平的趋势是十分明显和一致的，即中国的生育水平是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 左右的水平。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总应该对它有起码的尊重吧。”顾宝昌说。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不要孩子的夫妇数量的增加，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大约有31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5之下，并且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将加入到“极低生育水平”的行列。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告诉记者：“虽然日本、韩国想尽了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生育率还没有回升的迹象；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办法，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出让生育率回升的好办法。”

　　在中国，不少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生育水平已经多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因此，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借鉴韩国的教训，及时考虑当前的生育水平是否过低的问题。但另一种意见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口规模大，各地差异悬殊，农村人口比重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仍然存在着生育水平上升的可能性。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有争论，但是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新清教授所说，“在人口问题上，任何失误都将给我国带来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21世纪，我们也该抛弃不恰当的自卑感和感情用事的判断，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推行我们的人口政策。起码，应该像关注GDP一样，弄清真实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