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我是天才因为我简单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20日19:12 南方人物周刊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傅小永

  采

  访张五常是与他的太太——苏老师约的。采访当天,天正蓝。远远看见他太太向我们招手,然后指了指前方——张五常在三四米开外,背过身去,一袭黑色风衣,白发蓬松,风掠过,白发也随着轻轻飘动。

  张五常是不寒暄的,握手,然后就是沉默。等到采访开始,才发现他讲的全是粤语,声音低沉,语速很快。而一旁的苏老师稳稳接住,几乎是同声传译,转成普通话,而且神情兼备:张五常说到愤怒时,她表情沉重;张五常说到欢快时,她也边翻译边笑出声来。苏老师是澳门人,在台湾长大,在台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几种语言都等于母语。据说,也只有她的翻译才能让张五常放心。

  说话的时候,张五常不太看着你,常常是望着一个方向,不停地说,像是出了神。大概他平日里也经常是这样。记者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跟他走过一片闹市区,品牌店的叫卖声、CD店的音乐声,嘈杂不堪,空气中还飘散着炒板栗一类的香味,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吸引张五常离开自己的内心。他还是低着头,一板一眼走路。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但他也会突然盯着你,手上也做起动作来。比如,记者问他,80年代是不是你对中国最用心的时候,他马上激动起来,抬高声调,“现在我更用心”,顿了顿,望着你,表情认真。让你突然觉得:他其实很想和人交流,他其实渴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

  但很多人恐怕是很难理解他的。他对福利制度、最低工资这样一些人们为之欢呼的制度是那么反对;当一部分人对市场化改革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对市场的推进是那么坚定;好像公平、正义等等词汇都没有纳入他的思考。他是典型的经济学家思维,只看结果的。如同他说,“习惯上,谁说农民苦,好像谁就更关心农民,所以大家争相说农民苦。”他也说,“有时候看起来是好心,但好心可以做坏事。”多么冷静,冷静得会让很多人受不了。

  有人批评他,说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他却说根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什么;记者问他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让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们常用的一套语汇在他那里完全不起作用——所以,干脆也懒得回应别人的各种批评。

  尽管他毫不讳言,“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尽管他对中国的解释被很多理论家认可;尽管他对中国的进程曾经有无比精准的推断;但毕竟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外,他对中国的判断是不是因此有些和民众的常识脱离?比如,他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西方的福利经济——例如最低工资、工会保护、劳工法例、综援政策、社会医疗等——搞得一团糟”,但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福利是太多还是太少?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方面是太多还是太少?

  公开反对福利制度,私底下自己却做慈善。他捐了两笔钱,一笔给美国大学,送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书;另一笔捐给中国,比如捐给一些大学的学生。他说,他是知道底层辛苦的,但他更愿意拿现状和历史比,而不是与理想的境界比,因为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

  似乎是出于对智力的骄傲,他喜欢说某个人是“很蠢的”,但也没有特别贬低的意思。他笑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很蠢的,我对中国很乐观的时候,他们悲观;当我感到担心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一片大好。他们搞数学的,他们不懂,不懂的。”

  “对于中国,我开始有些看不清了。”他说。一个71岁的老人,如此焦虑地讨论国家、讨论人民,让人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他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听他说起来,一些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好像都是小后生。他也说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比如杜润生,“他是好的,中国真的是有一些好的学者,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当听说杜润生老来身体不好,他马上说,“他需要钱吗?我有。我真希望能帮助他。”

  张五常的兴趣广泛是众所周知的,

乒乓球、摄影、书法、写文章,无一不通,但他说,现在不打乒乓球、不拍照了;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别人下棋,还会帮人家下;日常生活之中,主要是写书法,然后做一点投资。“投资
房地产
,不买
股票
,股票要很用心的,我没有时间去看。”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围绕着咖啡厅的钢琴转了几圈,他的太太苏老师悄悄对记者说,“他很喜欢钢琴的。”

  “他兴趣这么多,跟他一起生活会很开心吧?”记者问苏老师。

  “和天才在一起都是累的,”苏老师笑起来,“要不然你试试。”

  话音刚落,张五常牵住她的手,一起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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