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张五常的中国药方

　　张五常为中国经济、社会豪迈地开出了一大串药方，本刊邀来茅于轼、党国英、贺卫方三位大陆专家学者，对这些药方进行辨识甄别，看看方子对症与否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第一剂药

　　——关于改善农民生活

　　药方一：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取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拿着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

　　药方二：反对人民币升值，或搞福利经济，或最低工资，这些没有一项对农民是有利的。这些玩意往往事与愿违，长远看会害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药方甄别：

　　茅于轼：让农民卖地进城，我比较赞成。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减少农民，帮助农民进城。

　　帮助农民，花一些钱在农民身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看这个钱怎么花。现在政府花的钱是有点冤，有些帮助让农民反而离不开土地，这个张五常说对了。农民进城是潮流所向，惠民如果惠得农民不愿意进城了，那就糟糕了。

　　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是种粮补贴、化肥降价，或者是小孩念书不要钱，应该是进城前的职业培训、就业信息，以及至少千把块钱的小小本金。

　　不赞成规定最低工资、反对福利制度，张五常的想法说穿了是一点，他不考虑公平，他想的是创造财富，是效率。但是当前来讲，公平恐怕还要优先一点。

　　国外、国内的报告都反映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他为什么说没有变大？我们现在的福利是多了，还是少了？答案很明显。我赞成现在多一些公共福利。此外相对于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现在中国的税太高了，政府消费太多了，这部分消费是无效消费，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最低工资以及公共福利的改进，具体操作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定在什么标准，定高了把很多人拦在门外，定低了跟没有一样，这个又是一篇大文章。

　　党国英：我认为，没到那个程度(通过惠农、福利政策反而把农民圈在土地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帮助农民是有可能走过头的，现在在局部某些地方可能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在整体上走过头，还不太可能。

　　一个国家应该有底线公平，就是最起码、最基本权利的平等。我们对农村弱者的帮助，只是确定了最低生活保障人人有份，但是还有很多方面，政府并没有去管，比如养老，包括城市市民在内，养老其实都是自己在承担。

　　最低生活保障，把过去扶贫、五保户等等项目都纳入其中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最底线的公平。只能保障一个家庭能过起码的日子而已。至于免除义务教育费用，社会经济发展了，从税收里拿出这么一点钱，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土地分给农民，我也鼓吹多年了。一亩地用于农业耕作的话，它真的是不怎么值钱的。但是我们现在一户农民手里还不到十亩地，都卖了，得个十来万，他在大城市连个房子都买不到，如何生活。如果用这笔钱做生意，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张五常先生是个浪漫的人，恃才傲物，不注意细节。他说的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需要把握的。我们鼓励自由迁徙，但是肯定不能变成自由流浪。现在的户籍制度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总还是需要一种人口登记制度。农民进城的前提是你得有在这个城市的生存能力，如果把城乡二元结构从城乡搬到城市内部，那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剂药

　　——关于土地政策、

　　药方一：把工业推进农村，鼓励农村的乡村企业发展。现有土地政策要有弹性，过高的赔偿额度阻碍了贫困地区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农村就很难发展。

　　药方二：城市里房地产价格过高，就多放一点土地出来吧，增加供给而不应该限制需求，并且增加容积率。

　　药方三：动不动就宏观调控，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

　　药方甄别：

　　党国英：农地转成建设用地程序的确非常复杂，现在的政策是总的赔偿额不能超过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后来又认为可以突破30倍这个数目。这个数字看起来高，实际上一亩地赔偿很少超过两万的，有些地方能拿到几千块钱就不错了，我个人认为农村地价高，是无从谈起的。

　　我们一年消耗5亿吨粮食，进口百分之十的粮食，是可以的。中国进口粮食多起来了，国际市场粮价肯定会上升。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交给市场，自由贸易，能进多少算多少。当然如果大量进口造成国内粮价下跌，农民流离失所，这是不行的，必须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

　　至于说考虑战争因素，必须注重粮食安全，这个说法我不认可，现代战争不会是拉锯战，不会说因为粮食不够吃，打不了仗。再说了，整个世界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嘛。

　　茅于轼：放不放土地，说穿了就是粮食安全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人挨饿，有人饿死，但是绝对不是缺粮食，而是缺钱。千万别把这两件事搞混了。我很赞同多放出一点土地增加供给，不种粮食的国家和地区多了。

　　至于宏观调控，我以前讲过“政治要远离市场”，现在看这句话说得还不太准确，应该再补充一句话，“政治家要保护市场”。这个保护并不是干预，而是把内在或者外来的干预因素都赶走，让市场处于自然状态。大家都不干预市场，一点儿事没有。

　　第三剂药

　　——关于

　　药方：偏低的币值可使知识不足的劳力容易卖出去，人民币升值、规定最低工资、推行福利制度，这些都是害了农民。

　　药方甄别：

　　茅于轼：升或者不升，看起来是个选择。问题是你想选择不升，你顶得了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货币都是升值的，没有例外。除非你选择不发展，你可以不升。

　　现在进出口贸易出现了这么大的不平衡，这是大危机的隐患啊，均衡是最优选择，我是赞同升值的，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党国英：不必对人民币升值过分紧张。我老在呼吁劳动法的阳光一定要普照大地，现在加班、超时工作太多了。只要把现有的劳资关系整理一下，城市就业机会可以增加4000万。

　　低币值的发展不仁道，也不经济。老张应该想这么一个道理，光出口不进口，不就等于美国人给你开了一个收据嘛，从物质福利上讲，美国人沾光了，吃亏的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仅仅满足于多出口，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在给美国人打工，我们的国内市场还是发展不起来。

　　第四剂药

　　——关于特权阶级和腐败

　　药方一：特权阶级最好是采取赎买的方法，让他们弃官从商。

　　药方二：中国的腐败问题并不算严重，贫富差距改进得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快。

　　药方甄别：

　　茅于轼：对于所谓特权阶级的赎买，如果不造成社会的动荡，是可以的。现在看他们拿走的这些钱很多，但是将来继续发展之后，你再看，这也就是一些小钱。但是就怕这样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

　　我不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缩小。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绝大部分是由于工业化，20多年完成了其他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农民守在土地上怎么可能富得起来，现在农民收入提高，主要还是靠出来打工，要没有打工，城乡收入差距还要扩大的。只能说GDP是最好的一副药，中国的各种大问题都被这个掩盖了。

　　贺卫方：大陆的腐败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人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一个人如果并没有真正对这个社会的苦痛有过亲身感受，他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是有偏差的。这个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心理需求有多么强烈，我认为张先生的观点取代不了社会内部生活的人的感受。

　　第五剂药

　　——关于医疗与大学改革

　　药方：公归公，私归私。我并不是反对公立医院存在，公立医院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你也应该鼓励一些私人医院参与进来。现在的公立医院实际上做着私营的事情。

　　药方甄别：

　　茅于轼：这个我赞同，应该交给市场。市场是不败的，倒是管制常常失败。

　　第六剂药

　　——关于金融政策

　　药方：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这金融中心的一个必需条件是不能有外汇管制。尽快解除货币及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过香港，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药方甄别：

　　茅于轼：这个说不清楚，机会跟风险都会增大。但是有一点是肯定，一放开，人民币肯定要升值。这个他考虑到没有呢。

　　第七剂药

　　——关于改革经验的总结

　　药方：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由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有组织性的改革。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药方甄别：

　　茅于轼：过去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干得不错，全世界独一份儿。这三十年可以算是太平盛世，这个非常了不起。

　　中国的改革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公平、正义也是必不可缺的，一个缺失正义的社会是危险的。搞好经济自然是重要的，但是政治经济其实是一体的，两者会有互相影响的。

　　贺卫方：经济学家看世界的视角与其他专业的人恐怕还是有差异，我不认为一个只讲效率的社会能够按照张先生的设想那样发展下去。

　　正义、公平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效率。现在中国社会许多问题恰恰是来自公正的缺乏，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纠纷不断，这本身就严重影响了效率。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仅仅依靠一个强势政府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在新加坡、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也许可以部分解决。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乐呵呵地说张是一个“天才”，“过去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八九不离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五常第一次来到大陆，专门约见了茅先生，由于语言障碍，两人坐了半个多小时，用茅先生的话说，“谈的内容并不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农民问题专家党国英先生从未与张五常见过面，但早年间曾专门写过关于张五常的文章，在报刊上连载。喜欢张五常的原因，党国英总结得有趣，“我喜欢聪明人，聪明人推动社会进步。”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对张五常的了解，也是通过他的文章，“他是一个性情直率的人，爱好也多，在超出了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地方，他也表现出自己超人的自信。这当然是天才作派，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有的时候，这样的姿态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