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儒脉斜阳

　　□文/李冬君

　　1、“灭心中贼”

　　——曾氏修身日记

　　曾国藩入翰林，拜唐鉴为师，开始写修身日记。

　　唐鉴要他像倭仁那样记日记，国藩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翻开他的日记，我们来看他每天怎样用理学的锉刀，修理自己。

　　随便翻开一页，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雨雪交加，老婆一直生病，他陪着老婆，一时烦闷缠身，体不 舒畅，他立马警觉起来：

　　“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 ，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

　　第二天，他去朋友家赴喜筵，见了两女子，大概说了几句笑话，他便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对于这一个 月，他做了一次小结，认为自己，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地过了一月，然后痛责自己：志之不立，可以为人乎！

　　这就是修身了，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 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

　　这种理想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两个字：“无我”。用“无我”来彻底否定现实之“我”。这样的否定，其实很残 忍，在现实中“使人不成其为人”。

　　如果只有一个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它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你永远熬下去，要熬出一个圣人来。一月 份过去了，再来看看二月：

　　初一日，他一早便到长沙会馆去敬神，然后拜客五家，太累了！

　　两眼发蒙，不能读书，他说自己苟且偷安，使身体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身是小体，其累如 此，心是大体，其累亦如此。

　　他说自己“心不专一，杂而无主”，久而久之，“酿为心病”，也是因为居敬功夫不够，而伤了心之大体。然后，他 指出，要以敬养体，自强不息。

　　末了，还不忘补充一句：“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肠？”

　　这样自责，做人还有何乐趣？可他却乐此不彼，自己斗自己！没过几天，他又将自己揪出来，狠批了一次，自问：“ 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

　　皆因文人雅集，他的诗，有点滑稽，就用“诚”字来拷问自己。

　　修身也是养生，“仁”所以养肝也，“礼”所以养心也，“信”所以养脾也，“义”所以养肺也，“智”所以养肾也 ——以“五常”养五脏。

　　因此，修身好，自然身体就好，而他身体多病，那便是修身有缺了。

　　有一天，他喝了一点酒，大概有些醉意，观人围棋，忍不住攘臂代谋，被人指责。可他却屡惩屡忘，依然如故。事后 ，他痛责自己：“直不是人！”

　　倭仁对此评曰：要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都扫除掉，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 ，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要捉走的“心中贼”，便是“人欲”之我，要钻进里面安身立命，还要从其中另换出来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天理” 之我了，新的我已脱胎，纯然天理。

　　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 的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

　　这样折腾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说法是“自虐”，修身修到这一步，理学也疯了？曾国藩自然不敢这样发问，但他毕竟 还没有修到倭先生那地步，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湖湘文化中的帝王气象，依然是他生命的底色。

　　

　　2、徐继启发他的海权思想

　　

　　宋代有《华夷图》和《广舆图》，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很小，也很模糊，连海洋，都变成了护城河。

　　利玛窦来时，就发现中国人不知有地球，而自以为居中，他带来中文版《山海舆地图》，想奉献给万历帝，又怕皇上 嫌地图上“大明”不大。

　　不料，皇上竟然格外赏识，还命其复制，赏赐太子。

　　清以后，中国人的眼界，又回到了《华夷图》时代，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路行 来，并未走出天下观。

　　行到徐继，中国人的视野，才开始从天下走向世界。

　　徐以“瀛环”称世界，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列国也；《瀛寰志略》，列国志也。“瀛环”一词，徐以前未见用，似 乎有点海权的意味。

　　魏源《海国图志》，没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因为《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他所谓的“海国”，乃环绕神州—— “中国”之岛屿番国。

　　而《瀛寰志略》，则将“瀛环”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居于亚细亚，为亚细亚第一 大，而非“瀛寰”最大。

　　“瀛寰”之中，俄罗斯最大，英吉利最强，而米利坚最有希望，因为它打败了英吉利，他希望中国能像米利坚——美 国一样，打败英吉利。

　　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思想萌芽了，联美抗英！

　　他赞美华盛顿，用了中国传统中最高贵的字眼：“天下为公”。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下为公”在中国还停留在话语，而华盛顿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心动而已 ，可华盛顿却使它成了国体。

　　故叹曰：“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他不言“天下”，也不谈“海国”，却以“瀛寰”为书命名。

　　“瀛寰”之中，列国自有主权，不属于“王土”，从天下观来看，此乃匪夷所思，可“世界”就是如此，世界有四个 洲，而中国居其一。

　　书一问世，就招来非议，说他失了“夷夏之大防”。

　　好友张穆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下。

　　张穆说：春秋体例，最严内外二字，谈海外异闻及各国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 “遂而负谤至今。”

　　有清一代，对世界的认识，较之徐、李，倒退何止千里！只有徐继是个例外，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了一个地缘 政治的新世界。

　　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往往被人误解。

　　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可有人却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就连曾国藩，也 说他“颇张大英夷”。

　　当时所谓“张大英夷”，其实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然谈不上卖国，但也算得上媚外了。他是怎样“张大英夷”的呢 ？与《海国图志》一比就清楚了。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而在《瀛寰志略》里，就没有这种华夷之别，除了引用他 人之语，很少用“夷”字。

　　他称英国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

　　曾国藩对他的指责，出现在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致左宗棠”的信里。

　　那时正是英夷跃跃欲试，准备发动新的战争时期，曾氏断定英夷犯了骄兵、贪兵二忌，必败无疑。可结果究竟如何呢 ？英、法二夷直捣京师，皇上逃往热河，郁郁而死，这样的皇上，跟华盛顿怎么比？王权主义的英明不过如此。

　　曾国藩不可谓不知兵，他熟读兵书，久经战阵，可他一肚子兵法，毕竟是天下观里的兵法，逐鹿中原还可以，尊王攘 夷也凑合，对付英夷却不灵。

　　战争本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可农业文明却喜欢用计，喜欢鼓气。

　　曾国藩的必胜无疑说，便出于用计和鼓气。他虽然也提到了富强，但他对富强的理解却基于农业文明，他说：国富者 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

　　他不懂得地大不如市场大，国富要靠市场大；他不懂得人多不如船炮多，兵强要靠船炮多。开发市场就要控制海洋， 而控制海洋要靠船炮力量。

　　所谓国富，所谓兵强，归根结底，在于取得制海权，当时，懂得这一点，唯有徐继。咸丰帝驾崩之年，曾国藩痛定思 痛，阅《瀛寰志略》。

　　这一回，他读进去了，把目光放在南洋，他萌芽了海权思想？

　　受了林则徐的影响，中国士大夫的目光只盯着英夷和俄夷。可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日本，他发现“倭奴”正在悄悄的 地撕开天朝的附属国体系。

　　这个人，就是徐继，连曾国藩都从未注意到“倭奴”的兴起。

　　

　　3、他为什么不能亲自上前线

　　

　　他总说自己不能上前线，一上前线就打败仗。

　　试了几次，他就不再上前线了，待在大本营里，定战略，写奏折，前线反而打胜仗。曾老九围攻金陵，他不敢去，怕 去了不吉利。

　　其实，哪里是什么不吉利？分明是“不激励”！

　　以理学治军，以儒术用兵，是“面子”，靠战争发财，是“里子”。“面子”要讲究，那是方向；“里子”要重视， 那是动力。

　　曾氏两兄弟，一个讲“面子”，一个要“里子”。

　　他在前线，死要“面子”，将士哪能受“激励”？

　　打了几次败仗，他就改变了，不到前线去，“面子”退居二线，高高挂起——放下天理，这样，老九才好用“里子” ，行使“激励”——调动人欲。

　　因此，打下金陵时，他还在安庆，眼巴巴望穿秋水。

　　可捷报一传来，他就由安庆登火轮，急驶而下金陵。

　　关于金陵财宝，这问题过于敏感，没有人能说得清。

　　可是关于幼天王的去处，则不妨问一问，给他提个醒。

　　首先发问的，是他的老友左宗棠，因他信了前方将士所言，奏称幼天王于金陵城内自焚，而左宗棠却说“似已逃出伪 宫”，从而引起争执。

　　事先，左宗棠也向曾国藩通报过，可曾氏不以为然。

　　朝廷却借题发挥，着其查明究竟逃走多少，并将防范不力者，从重参办。后来，幼天王落网，他无话可说，却依然为 手下将士辩护。

　　他反诘左宗棠，说他打下杭州，贼军逃走十余万人都不自问，金陵城内逃出数百贼兵，就揪住不放。朝廷见他们互咬 起来，就不追究了。

　　此次争吵，如演双簧，不管真假，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作用，当人们的目光聚集在幼天王身上时，金陵财宝问题，就 被搁置了，这也是兵法。

　　裁军，说裁就裁，拖久了，会在他和朝廷之间制造麻烦，据说，当时就有人这样问他：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问得他心惊肉跳。

　　这样问的人多了，朝廷难免捕风捉影，为了省心，也要裁军。

　　朝廷羁縻他，小鞋也穿了，鞋带也紧了，现在来削足适履。

　　削湘军之足，适朝廷之履，湘军成了残疾，朝廷岂不快意？

　　朝廷以为得计，使湘军分而治之，曾、左、李三分湘军。

　　曾家一军，其势难以发展，兵分三支，湘军据两江，而入闽浙，握东南半壁。其后，曾军虽裁，但左、李二军发展起 来，似有三分天下之势。

　　李军通过“剿捻”，其势进入中原；左军通过西征，从东南贯通西北；而他却依然坐镇两江，拥有东南半壁。他不仅 打下了天京，而且还暗胜朝廷。

　　朝廷虽然还是朝廷，可天下已悄然转移，不知不觉地都落在湘军手里。三人小骂大帮忙，纵横捭阖，鼎立天下，真是 三个英雄一台戏，好看呢！

　　他虽自损自抑，给足了朝廷面子，但他还是保留了湘军的底子。

　　4、他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

　　

　　天津教案起，朝廷谕：“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

　　曾国藩病尚未痊愈，本来朝廷已赏假一月，可此案关系紧要，他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便要去，至于生死二字，那 便由命了。

　　他知道，这一回，要忍辱负重，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可他宁愿被敌人的炮火打死，也不愿被国人的唾沫淹死。

　　不过，为国家计，他还得选择被国人的唾沫淹死，牺牲个人名节来保全朝廷。

　　朝廷责令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舆情”是顺不了的，还是维持大局要紧，无两 全之策，他只能顾一头。

　　他临行前，留遗言一纸，云：“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 自以负其初心。”

　　他到了天津，定下议结方案，恰逢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于是，调任两江总督，改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善后。对 此，李鸿章说道：

　　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从老师那里，学了一个“诚”字。

　　曾国藩说：李鸿章一心要当官。说得不错，可语焉不详。

　　曾、李两人都当官，可曾把官当学问做，李把官当生意做。

　　官当学问做，不仅把政治做成文化，连实业也做成文化。

　　官当生意做，不仅把政治做成商业，连文化也做成商业。

　　曾有圣人气象，而李则更象个徽商，一方水土一方人物。

　　近代湖湘之民，如秦耕战之士；近代湖湘之士，多是子贡、子路辈。

　　其民，非豪杰不能用；其士，非圣贤不能聚；文正兼而有之，故能聚其士而用其民，开洞庭圣化之风，启岳麓帝王之 钥，而使湖湘崛起。

　　湖湘之人文，乃儒脉斜阳也。由王夫之开其山，以英雄末路之悲愿开山，故具英雄性格；曾国藩集其成，以圣贤精神 集成，故具圣化境界。

　　安徽出皖学，亦出徽商，连学者也带三分商人气，何况官僚？

　　故李合肥善与商人打交道，观其兴实业之种种举措，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或两者交替并用，总之不离一个商字 。商字更有近代气息。

　　以官为体，以商为用，这八个字，便是他的政治哲学。

　　这种哲学在天津最有市场，天津本来就是天子码头，官僚商埠。在北京当官，在天津行商，成为京畿之地一大风水， 北洋军阀深得此中三昧。

　　连外国人都知道，与清廷打交道，要到天津去谈判。

　　因此，老外总是在天津放出胜负手，天津成了北京的辫子，一牵而动之。两次鸦片战争，还有后来的八国联军，天津 都成为全局的要点。

　　这样一个要点，不需要做学问的圣人，它需要一个商人。

　　于是，曾国藩又冒着国人的唾沫，抱病南下了。

　　庄子说：寿者多辱，久忧不死，何苦也！……(本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儒脉斜阳——曾国藩 在官场和战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