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可怜可敬的刘平平

　　□文/王文

　　从1956年到1962年，我和刘平平是北京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小学时的平平朴实大方，热情宽容，憨厚懂事 。她的穿着打扮和班上不少女生比起来都格外朴素不起眼，只偶尔有特殊活动时，才见穿她一套咖啡色并带有白罩裙的苏联小 学生制服，非常新奇而好看。三年级音乐课我们学了一支歌叫《丁丁是个“小画家”》，第二天平平一到教室就说她昨天回家 后，在她哥哥丁丁的房间外大声唱这支歌“气他”，并且边说边又换着两脚，在我们几个面前高兴地傻唱起来：“丁丁说他是 小画家，红蓝铅笔一大把，他对别人把口夸，什么东西都会画……”那天我才知道，平平还有几个哥哥姐姐,虽然不是她妈妈 生的,但是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班里的几个女生包括我都喜欢唱歌跳舞。有一年准备新年联欢会，我们几个在北楼音乐教室排练一个小芭蕾舞,平平 自告奋勇地教我们她从妈妈那儿学来的一个短小的中国古典舞。这样,我们的小演出就中西合璧了。直到今天，这个有着优美 旋律的小舞我还会跳，歌也会唱：“溪水长，溪水清，清清的溪水照人影……”

　　联欢会之前的一天，关老师问大家谁能从家里拿来一些布置教室的东西，平平立刻说她可以把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礼 物——没有在家里用过的圣诞树装饰品拿来。关老师没想到会有这个意外的允诺，觉得那一定比较贵重，有点犹豫。可平平坚 持说爸妈一定会同意的。第二天傍晚，老师和同学们小心翼翼地将五光十色、精美别致的灯饰挂上了从学校借来的一盆柏树。 “圣诞灯”亮了!教室忽然变成了一个

神话世界，同学们一个个像是喜悦的小天使，在一起过了一个极其愉快的新年。

　　平平小时候喜欢思考,有时说话像个小大人。记得有两次她问关老师问题时竟然说:“我有个想法,但不知道该说不 该说？”老师说，“你说吧。”她才肯说出来。我想她一定是听妈妈这样和爸爸说话，就学来了。

　　平平的父母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住校，过着和大家一样的 艰苦生活。每周一她坐儿童车返校，都只带回一些炒黄豆。困难时期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 ，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一天中饭后,平平高兴地走进教室 说：“我妈妈待会儿来看我和大家！”果然，不久后王光美阿姨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坐在教室后面关切地询问同学们能不 能吃饱，平平功课好不好。我由于不好意思，就“缩”在前排悄悄地望着她妈妈。

　　也是住校午休时，平平和几个女生在宿舍玩起了装扮不同角色的游戏，误了上课时间。关老师见她走进教室后，立刻 一板脸，当众严厉呵斥。尽管父亲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与毛主席并列，但此时平平的头却始终没有抬起来，嗫嚅着低声认 了错。

　　关老师经常在班上读同学们写的“范文”，以增进大家的写作水平。五年级时,关老师在班上读了新元写的《小运动 会》,我记得结尾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运动员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却仍在跑道上一闪一闪……”还有平平写 的《和毛主席一起游泳》：“我像小鱼一样在毛主席身边游来游去，尽管主席脚下拍起的浪花溅到了我的脸上，我仍然紧追不 舍……”哪里想得到，这条活泼快乐的“小鱼”，几年后却经历了她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1962年小学毕业，告别了彩虹般的童年，我的心情好像一下子冷落了。在中学里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刘 胡兰和白雪公主再也不能和平共处了”！我对新集体从未有过“第二个家”的感觉，而对启蒙老师和小学母校的眷恋使得我们 一些同学每年都去看望关老师，但我们没有碰到过平平。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时,我们中学和其他中学一起聚集在故宫筒子河以北，摇旗 呐喊了三天整。看着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型漫画，一只只大铁拳或是一双双大皮靴把面孔扭曲的刘、邓、陶抓在手心儿，踩在脚 下，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亭亭那么小，听说还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挨批判，平平的遭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直到1972年，我因患心肌炎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和部分同学、老师在颐和园举行了一次聚会，才又见 到了平平，那时她刚刚坐完四年牢。我们都从小毛孩儿进入了青年时代，尽管平平浓眉大眼纯朴的美没有变，但令我吃惊的是 她脸庞消瘦，头发几乎掉了一大半，连小辫子都不能梳了，只能在两边松散地各打一个结，显然是精神上受了重大刺激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用问了。我想起了一首“可教子女”被“四人帮”关押时的囚歌《七十五天》：

　　离别了挚友，

　　来到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望了又望，

　　眼前只有一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一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

　　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

　　永远也别把我忘。

　　这就是朋友唯一的期望，

　　继续把歌儿唱！

　　后来才听说平平在年满18岁之前被关在少管所，18岁以后被江青无理指控“企图将其父刘少奇劫往苏联”，进了 北京第一监狱。在监狱里，她住的是无窗单间小黑屋，没有书报杂志，而且常常是半年没有一个人和她讲话。所以她就盼着提 审,好能见到人并说句话。刚进“一监”的几天，她常听到走廊里有熟悉的脚步声，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每天去倒尿盆。尽管看 不见，但听到老人回应看监人催促的声音后，她知道老人果然是自己的外婆董洁如。她不敢喊外婆，因为怕他们把外婆迁到离 自己更远的牢房去。后来，这蹒跚的脚步声也在平平的牢房外消失了。这位获有高等女子师范大学学位的中国女权运动倡导者 、优秀的幼儿教育家，就这样孤独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自从颐和园一聚,后来的几年大家时常来往。我们在一起聊天、摄影、学缝纫、学英语……平平学什么都快，有一天 她骑车来我家，身上穿的是她自裁自做的一件乳白色细条绒布西服上衣，加上她身材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别提显得多时髦 了。我们一起骑车去北京展览馆参观意大利和瑞典工业展览会时，她穿着另一套自己缝制的布衣服，和老外不停地用英语交谈 ，使我大为诧异。

　　当时我已有了男朋友。看着平平气度高雅，人又漂亮，可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张罗着帮她介绍了一个不仅长得帅气， 而且多才多艺、很有头脑的朋友，是一位大作家的儿子。尽管他们互相很有好感，特别是平平，可还是没成——男方对女方的 家庭背景十分敏感，不敢背这个中国最大的“家庭包袱”,让我觉得十分可惜。直到80年代出国前，平平都30多岁了，却 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若不是“文革”,她的身边肯定有的是男士大献殷勤，哪儿会有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呢?

　　197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约10点多钟了，我在楼下煎中药，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平平 。我心里很奇怪，她为什么这么晚来，而且外面还刮着风。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今天晚上要坐夜车赶回山东军马场，但 没有买火车票的15元钱，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我赶紧到楼上向父亲要了50元钱，父亲说不让平平还了。平平不肯多拿， 我死说活说，她才最后收下，然后就背着行李猫着个腰在黑暗中告别而去。半夜我醒来，估计她正蜷曲在咣咣当当的火车硬座 上，不禁想起一首上山下乡知青编的《告别之歌》：

　　条条锁链锁住我，

　　锁不住唱给你心里的歌，

　　歌儿有欣又有悔,

　　伴随你和车轮飞，车轮飞。

　　生活好像，逆水来行舟，

　　刻下了记忆在心头，

　　在心头，热似火，

　　好兄弟啊你可记得，可记得？

　　杯中滴酒盘中梅，

　　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掉泪，

　　泪珠儿飞湿衣衫，

　　相逢唯恨相见难，相见难。

　　昨日才相聚，今日又分手，

　　灵魂离身跟你走，

　　跟你走，不分离，

　　好姐妹啊你可愿意，可愿意？

　　我和父亲为了堂堂国家主席的女儿连15元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感慨了很久。记得我还让在协和医院工作的父亲想办 法给平平开一张“疾病证明”，好让她早点从军马场回来，但父亲哪儿敢呀！

　　“文革”中，虽然平平和弟弟妹妹们互相极其关爱，可我知道她一个人远在异乡，没有同学伙伴，内心是极其孤独的 。正因如此，便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她告诉我，在军马场白天一天劳动下来，熄灯后她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因为这 样查房的人不大容易发现。假期回到北京，她每天也要花些时间来看书，思考问题。那时候，刘、邓、陶还都是“死老虎”， 一点儿翻案的消息都没有。然而有一天她对我和父亲说：“我爸爸的问题10年之内肯定能翻案……”她此话之后只用了5年 ，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冤假错案就翻过来了！当我1979年去南池子招待所看望她被囚禁达12年之久、体弱多病的母亲时 ，我既佩服平平的远见卓识，又感叹她母亲的坚强不屈——一生中最宝贵、最能出成绩的年华——46岁到58岁——她是在 监牢中一天一天度过的。“这段历史，”平平母亲说：“我们绝不能再让它重演了！”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洪流，平平终于结束了多年只身远在军马场的生活，调到了食品研究所。我毕业后在北工大。偶尔 见面闲聊，平平告诉我，她对祖国的食品研究很有兴趣。她还每天用英语和几个同事对话，并且准备出国

留学。不久我们先后 到了美国，我单身带着孩子，又打工又上学，孩子又爱生病，和她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后来当我听说平平终于有了伴侣，生了 孩子时，心里别提多替她高兴了。

　　令我自叹不如的是，我家在“文革”中没受冲击，但在祖国建设最需要人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留在美国的相对安逸、 舒适的生活。“为两国交流做贡献”的大多数留美中国学者，说白了，很大程度上都是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准，或个人的成 名成家。所以现在当一些“海外学者”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指指点点，甚至骂骂咧咧时，我并不以为然，当然不 排除他们很多人是智者爱国者。而平平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了曾使她深受伤害的家乡，倾 心竭力地投入到了四化建设之中，并且担任了原单位的所长，后来又升任外贸部科技司司长、全国妇联副席。她两次谢绝了单 位分房，和母亲、儿子住在复兴门外80年代的两套单元房里，常常忙到深夜。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1992年我到美国东部任教，听一个同学说起早些年去纽约看望平平的事情。她那时还没有 毕业，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地下室里。让同学感到好奇的是，她家地板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毛线团儿。见到老同学，她高兴极 了，又买菜，又做饭，忙活了半天。饭后聊天时她手上不停地织着毛衣，一问才知道，是给毛衣店老板打工用来维持生活的。 美国妇女一般不会织毛衣,所以手织毛衣在美国卖的价格比较高，但店老板只给平平35美元一件的极低报酬。她在读书之余 ，除教中文外，还要不停地织才能赚到一点儿钱。

　　到美国后，平平不靠父母的名气，隐姓埋名，给自己起名叫“王晴”。直到她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导师才从报道中 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并为之深受感动。

　　好好的一个平平，健康、漂亮、开朗、博学多才，但由于长时期的精神刺激和过多的学习工作压力，使她患病后一直 昏睡着。每当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无限难过。

　　历史的放大镜反射着灼热的阳光，聚焦在共和国的“公主”身上。对于历史而言那只是一瞬，而对于镜下的苍生而言 ，那则是一生。我常盼望，她只是熟睡中的“公主”，有一天一位英俊的王子会来将她唤醒，使她重见这片她和父母为之呕心 沥血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