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宝宝”启动人口高峰

　　本刊记者/吕娟

　　一个产科医生的2007

　　2007年3月27日，上午9点，北京市妇产医院产科门诊5诊室。主任医师王琪揉了揉太阳穴，抬头看了眼刚进门的记者，一脸的无奈：“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

　　上班才1个小时，王琪的忙碌被定格在桌上一根细铁棒串起的厚厚一摞挂号单上。即便有两名助理医生打下手，王仍显得分身乏术，“一个唐晓春一个唐红春，别混了”，一边叮嘱助手，一边迅速戴上一次性医用手套，为帘后躺在病床上的孕妇进行产检。

　　诊室外，候诊的孕妇已将走道占满，有经验的自带了椅子，吃力地坐着。总有耐不住的几个孕妇摇摇晃晃地踱到门口，探头看里面的进程。

　　诊室内的进程快速得像工厂里的流水线，王琪几次刚拿起桌边的水杯，又被助手递来的各样检验单打断，即便这样，进进出出的患者间的交替，没有丝毫断线的迹象。

　　即使已有30余年的产科经验，王琪仍对今年轰炸似的扎堆生育感到惊讶。2006年，作为连续3年孕妇分娩量居北京市之首的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日门诊量为400～500个，而进入2007年的头三个月，日门诊量已激增至700～800个。2007年初一子夜，从零点到清晨八点，医院医护人员共接生婴儿15名，9天后，该院已接生563名“猪宝宝”。

　　王琪的工作量几乎比往年翻了一番。医院为了应对这场生育高峰，将她和其他几名产科专家从病房调至门诊，周一至周五全班出诊。进入2007年以来，王和其他同样工龄的产科医生几乎没有休假过，一个月中，有一半的双休日用来值班，另一半则要去农村以及边远地区义诊。

　　“120，30，头浅入，36周。”王琪熟练地在孕妇隆起的肚子上挪动着检测器，迅速地向助手报出检测数据，然后示意躺在床上的孕妇起身。

　　“猪妈妈”的神情很紧张，“大夫，没事吧？”

　　“没事”，王琪安慰。

　　“猪妈妈”似乎不太相信，“孩子多大了？”

　　“6斤多。”

　　“是不是太小了？”

　　“你应该问是不是太大了。”王笑了。在王看来，准妈妈对待生育的态度似乎走了两个极端，太在意，或太不在意，当然，后者是少数。动辄神经高度紧张的孕妇抛来的问题常令她哭笑不得。长妊娠纹怎么办？怎么数胎动？吃补血的药是不是对胎儿不好？妈妈鼻子上火出血会不会影响孩子发育？

　　“显然没有做足功课”，王琪给她们的答复是：“周末来医院上课，认真听讲。”

　　一位体型较胖的孕妇吃力地走到王面前，要求预订产床。

　　王看了一眼她的病历，惊讶得张大了嘴：“你才13周。”

　　“我听说床位紧张，要是生的时候订不上产床怎么办？”

　　准妈妈的担心并不是未雨绸缪。

　　据北京市妇产医院统计分析，预计今年在妇产医院出生的婴儿将比去年增加20%。

　　而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估计是，北京市今年预计将有14万“猪宝宝”降生。为此，北京市在全市二级以上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建立了产科工作情况日报制度，从3月12日起实行“产科情况日报”，并从3月13日起在北京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全市二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产科床位存量，使群众及时了解产科有关信息，帮助其择院就医。而半个月来的数据显示，北京妇产医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几家三级医院长期处于无空床位状态，某些医院的产床已被预订到今年8月。一些往年门庭冷落的二级医院虽然床位未饱和，但产科孕检和分娩量也较往年明显增加。

　　北京妇产医院为此制定了紧急预案，将医护值班室、示教室改为病房，增加病床41张，使产科总床位从187张增加到228张。必要时将部分两人间病房改为三人间，再增加20张床位。

　　时间接近中午，候诊的人开始骚动，纷纷往诊室里涌。

　　王琪的声音里明显透出疲惫。“她们(孕妇)很辛苦的，如果不用票贩子，就要每天凌晨三四点来排队挂号。每天四点一下班，就有月嫂公司的人(票贩子)来排队了，排一宿，再把这个位置以100块钱卖给她们。”

　　近12点，候诊的人群终于变得稀疏了。王琪这天上午的门诊量近80个，“下午一般在二三十个左右”，而经过几个月的适应，她似乎已经渐渐习惯了日门诊量超过100的工作压力，“产科和其他科室不一样，虽然忙，但每天面对的是新生命的降临，带来的是愉悦。”说完，她笑了：“医生要学会自我心理调节。”

　　第四次生育高峰来临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喧嚣的“金猪年”在2007年伊始，便被证明是一场商家为扩张育婴市场而故意引发的“误会”，但是，来自民俗专家的权威辟谣似乎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刹住这场“误会”带来的生育浪潮，北京市妇产医院3月登记入院分娩的孕妇已经突破前两个月的千人大关，专家预计，2007年，全国新生儿数量可能会达到2000万，远远超过7年前“千禧宝宝”的1771万。

　　北京市妇产医院产科门诊主任医师王琪认为，用“迷信属相”解释北京市这次汹涌而至的生育潮似乎有些牵强，而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一个统计数字证明，2006年，北京共出生12.9万名婴儿，其中一半以上的新生儿为流动人口在京分娩。

　　“我个人认为可能和2008年奥运会有关，因为经济活动多了，导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而现在流动的人主要是年轻人，正好都在生育年龄。”王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从生育文化的影响看，“扎堆”生孩子的社会现象背后反映了喜庆的属相文化影响下多样化个体生育的趋同性行为。“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口发展不是理论家简单的数学模型，稳态舒缓，而是充满了变数，人口发展的波动性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人口过程和特点，其根源是不规则的人口年龄结构所蕴含和释放的队列影响和时期影响；在一个开放的人口中，这种波动性还包括了外来的劳动适龄人口和婚育适龄人口的进入所带来的叠加放大效应。”

　　而北京市卫生局的专家则认为，外来人口的进入只能是解释地域性生育扎堆现象的一个因素，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全国性因素则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也就是目前所谓的“80后”一代生育高峰已经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已经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对此表示肯定,“而今年正好是中国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开始启动的年份。”

　　“一生排队”？

　　翟振武认为，第四次生育高峰的特点是：从今年开始，新生儿的数量将会逐年递增，预计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

　　“每一次的生育高峰，都是对上一次高峰的复制。”翟介绍，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第二次是在1963～1966年，第三次是在1984～1989年。而全国数据预测显示，2008年，正是全中国要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时候。在这一次的人口出生高峰中，一年新生儿数量预计将达到1700～1800万，“但是，‘金猪年’的宣传效应人为地造成了这次高峰的提前和启动年新生儿数量的激增，可以预见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非正常因素的干预，今后的生育高峰，将呈现出波段加长，中有起落的复杂特征。”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叠加因素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松动政策令年轻的父母有了更多的选择，“调查显示，50%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有生第二个孩子的意愿。”

　　翟振武认为，正是因为迎来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因此，龙年“千禧宝宝”婴儿潮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是无法同这次“金猪宝宝”婴儿潮相提并论的。这同时也预示着，这批“金猪宝宝”从一出生，就搭上了一辆在高峰时间驶出的公交车，“毫无疑问，从产房到火葬场，‘金猪宝宝’将面临‘一生排队’的命运。”翟振武说。

　　“凡是扎堆出生的孩子，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排队’。”翟振武说，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初中、高中，考大学，再到就业，激烈的竞争将会存在于这些孩子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上。

　　“首先，扎堆会给医院、教育等社会服务机构带来震荡性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现有妇幼保健医疗服务，从数量到设施储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正常需求的，但是，扎堆生育必然要求增加服务设施和服务队伍，而一旦高峰期过去后，就会导致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教育，在教育资源总量正常的情况下，学生人数的突升，会导致教育资源的突发性稀缺。对处于人口急剧增长期或高峰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人均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资源量大大下降了，质量也降低了。”

　　至于“金猪宝宝”若干年后的就业问题，翟振武认为，这个情况可以和大学扩招做个类比。“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工作岗位在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数量也在逐年提升，但是几年前，我们进行了大学扩招，而且以每年30%的速度扩招，所以，四年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突然性地爆发出来。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即使大学录取比例仍在稳定上升，但对突然增加的生源，则不但意味着高考的竞争压力加剧，更意味着未来就业率的相对降低，求职的道路越来越艰辛。”

　　翟振武认为，人口突升不仅会对个人构成“一生排队”的困扰，也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震荡性影响，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就有前车之鉴。美国在二战后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二十多年后，这批成人的孩子涌入劳动就业市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收入较低。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精神颓废，寻衅滋事。所以，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战后犯罪率较高的一段时期。嬉皮士的盛行、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衰退，都发生在这段时期。”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口的突升突降会影响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设施，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骤增骤减，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不利。”翟振武说，“所以，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都是平稳的有利，震荡的无益。”

　　对于如何预防与遏制“扎堆”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翟振武认为，上海市几年前的做法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即迅速及时地为社会提供当年出生人口预报，引导年轻夫妇选择出生孩子的年份。“而年轻的夫妇们，也应该理智地看待生育问题，不管什么年份，孩子的成长要靠教育，而‘扎堆’只会给孩子带来更恶劣的成长环境，这与父母的美好愿望相去甚远。”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同样认为，要未雨绸缪地开展“生育扎堆”人口学因素和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的多学科研究，提前给准备怀孕的年轻夫妇以生育忠告，设法控制和消除传统文化因素对生育过程的扰动性影响，避免因为不规则的人口发展所导致的暂时性资源短缺和拥挤性竞争现象，确保公民生育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统一。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