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8位“猪妈”

　　文/袁元

　　“猪宝宝”来了

　　暖洋洋的周六的下午，中关村购物广场里人流如织，亲爱的M——我的大学同学、最好的朋友，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而又幸福无比的微笑，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一边开着玩笑对我说：“咱们歇会吧，笑笑醒了，他呀，开始锻炼身体了。”

　　笑笑，这个还在M肚子里的小家伙，这个即将在今年8月底诞生的“猪宝宝”，就这样用他的几个翻身或是一套广播体操，打断了我们刚刚昂扬起来的购物兴致。我们手上购物袋里还只有一件孕妇常用的防辐射服，是M买了送给她刚刚怀孕的好朋友的，款式和她自己身上穿的那件一样，打了8折后600多元。令M自己觉得极具戏剧性的是，她所供职的计生委今年竟然也难逃猪宝宝浪潮的“侵袭”，“电梯里，办公室走道里一下多出来那么多和我一样骄傲地顶着肚子的孕妇”，令M的主管领导头疼不已地抱怨，计划生育工作要从本部门做起。

　　在星巴克里坐了下来，热爱咖啡的M面对我端来的卡布奇诺摇了摇头，而是选择了牛奶。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时髦孕妇衫、小口喝着牛奶、不时露出一丝笑意的准妈妈，我也忍不住哑然失笑，传说中的“猪宝宝”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如此真实，如此迅速，而且又如此攻势猛烈。

　　记得在1月初的某天，M激动地通知我，她怀孕了。而这竟是那短短一周中，我听到的第四个关于“‘猪宝宝’来了”的消息——其他的三个“猪宝宝”分别属于我的中学同学、同事和老公的大学同学。

　　仿佛在突然之间，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我们，同时升级为人父人母，或者正在为升级为人父人母而做着准备。同学聚会、同事闲谈，话题的中心也不再围绕着找工作、买房、结婚或是感情中的小磕小绊，孩子——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开始逐渐成为每次聚会议论的中心。短短四个月，“猪宝宝”一个接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细细一数，仅仅是北京的朋友圈里，我的身边竟然已经有了8个孕妇。

　　“怎么你们都选今年？非要生个‘金猪宝宝’吗？”每次和准妈妈聊天，我总是忍不住抛出这样的问题。

　　“我婆婆说今年是金猪年，生出的宝宝是福星高照，其实，我自己倒无所谓。”怀孕4个月的X在媒体工作，她笑着说，“既然老人家讲究，自己的条件也差不多了，我也当是锦上添花，为孩子讨个吉利了。”

　　“我主要觉得按照自己的年龄、经济条件、生活状态，已经到了准备生孩子的时候了”，身为

　　“所谓‘金猪’只是民俗中讨吉利的一种说法，碰上了挺好，碰不上我觉得也无须刻意而为。其实,我在怀孕前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了，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具备。既然自然而然地怀孕了，那么，生个‘猪宝宝’也不错。”在国家机关工作的D的回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8位准妈妈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为了生个“金猪宝宝”而选择在今年怀孕生子显然不是主要理由。我身边的这8位准妈妈，都是大学以上学历，年龄在二十八九岁上下，多数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工作大多数是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并且已经有了五年左右的工作经历，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个人的家庭生活也都在这两三年内进入了平稳期，大多在结婚时就已经贷款买了房；夫妻双方的父母大多刚刚退休三四年，身体健康，既没有过多的家庭负担，也愿意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可以说，无论从年龄、经济实力、生活状态上来看，还是从心理状态上来看，他们都已经做好了为人父母的准备。

　　“排队族”，痛并快乐着

　　虽然，“猪宝宝”是自然而然地降临了，但是，一场充满竞争的角逐却也出人意料地拉开了帷幕。

　　“在饭店吃饭、到商店买衣服、走在街上，总是能碰上和我一样挺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刚开始还觉得挺亲切，大家常常相互交流，可是，在医院排着长队等着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有些担心，这么多的‘猪宝宝’，到了快生的时候，医院能住下吗？我看了北京卫生信息网上的公布，连续好多天，北京妇产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大医院等10多家三级医院产科的空床数都为零。”预产期在今年6月末的G准备在北京医院生产，每个月的排队检查是她最烦心的时候，现在她正在考虑根据自己的预产期，提前预订床位。

　　“每来一次，我就紧张一回，排几个小时的队，10分钟就检查完了。医院的孕妇多了，走廊就显得特别拥挤，大家都挺着肚子，小心翼翼地肚皮蹭肚皮地挪过去。”选择在中日友好医院就诊的M总是带着妈妈去排队，“要不然检查一次半天就耽误过去了，我只好让我妈妈先帮我排队，我去上班，快到了时我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再从单位赶过来，实在是人太多了，没办法。”

　　而刚刚得知怀孕的Z已经开始为在哪里检查、在哪里生孩子发愁了，“我家离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最近，但是大家都认准大的妇产专科医院，挂号就成难题了。像在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要想挂到上午的号，往往早上5点半就要去排队，现在每月检查一次还好说，等到行动不便、产期临近，又要每周检查的时候，可怎么办呢？”

　　不仅如此，在那些针对准爸爸、准妈妈开办的育婴学校里，也是门庭若市。“我去医院提供的产前课堂听过一次，本来以为会是电视里那样的十几个人的小班，可没想到，一进门，是一个阶梯教室，满当当的挤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少说也有一百多人”，G笑着描述着听课的场面，连听课也要肚皮挨着肚皮，这情景可让她吃了一惊。

　　排队检查，排队听课，排队住院，排队生产，愁坏了准妈妈。不仅如此，孩子生下来后的准备工作也已经早早的开始进行了。

　　“瞧，这是月嫂的合同，今年二月我就签了”，还有两个多月才要生产的G已经早早地订好了月嫂，对于月嫂每月2800元的工资，G觉得很合算，“今年要出生的孩子多，月嫂的工资也是随行就市，涨得厉害，我预定的这位，是朋友介绍的，还打了折。其实，能定上月嫂，我就已经挺满意了，月嫂公司告诉我，很多月嫂在培训刚一结束就被抢定一空了。而且，生孩子一辈子就一次，月嫂工资多少不是主要问题。”

　　不仅是聘用月嫂，孩子未来的吃穿用也都开始提上日程。我身边的这些准妈妈有的已经开始挑选婴儿用品了，宝宝被、学步车、玩具、尿布、睡袋枕头、吸奶器等，还有钙片、叶酸、蛋白粉、VC、VE，鱼油和海参都不能少。

　　M的父亲是一位退休教师，这次为了照顾女儿和未出世的外孙，也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赶到了北京。这位心细如发的准外公，已经精心地考察了婴儿用品市场，“比如，尿不湿，售货员告诉我，不满周岁的宝宝平均每天大约要使用5片，而每片卖2元～3元，那么，一个月这就需要300元至600元”，在他的估算中，一个新生宝宝每个月起码消费2000元以上，“看来，我们可以开一个婴儿用品商店了！”M的爸爸开玩笑说。

　　而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媒体工作的L甚至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到昂贵的外资医院生产，“毕竟那里的条件更先进，价格是贵了很多，但是不用排队，医生也可以提前预约，这样我可能心里更有底。”

　　我身边的这8位准妈妈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她们的思维方式、受教育程度、生活观念以及消费观念已全面更新。面对可能是一生一次的生育大事，她们消费观念前卫，花钱的多少并不是她们考虑的重点，而品质、质量、安全性、科学性，则是她们所关注的。

　　“其实，孩子的健康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X的话道出了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的心声。在这8个准妈妈中，她的故事尤为特别，怀孕后X意外地查出自己有甲状腺的问题，而孩子的多次检查结果均为正常，可是，医生也说不好她能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面对这一个已经在自己体内4个多月的小生命，X在母性和理性中挣扎，她每周要往返两家医院检查，“其他的我都不奢望，就是盼望着能够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说到猪宝宝，X的表情总是复杂的，对于新生命的期盼，可能每一位准妈妈都不一样。G在拍过一次彩超后，告诉我，那天她看到了孩子的笑脸，如同鲜花一样的美丽，这让她忘记了怀孕几个月来的所有辛苦。

　　顺利地剖腹产下一个6斤7两重的女儿后，W通过电话告诉我，当她第一眼在医生的手中看到这个哭声嘹亮、眼睛还没有睁开的丑丑的小家伙时，她哭了，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写到这里，我正准备保存文档，关上电脑，一个远在云南的好友H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也怀孕了。“是为了生‘猪宝宝’吗？”我习惯地问道。“不是，意外怀孕，正吐得昏天暗地呢，看来啊，这孩子还真能折腾，可能和我一样，是个活泼的性格”，电话里爽朗的H还不忘开两句玩笑。

　　就这样，我身边第九个“猪宝宝”踏着阳春三月的清新来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