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血之“人”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30日15:22 mangazine.名牌

  三、蓝血之“人”

  辩手,耶鲁,名律师

  — 领袖?

  14年前叱咤风云的“狮城舌战”辩手严嘉,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美国的经典“领袖之路”,就学于耶鲁,选学了法律。耶鲁法学院,可一直是美国国家领袖的摇篮。

  在美国,众多的总统出身于律师,毕业于耶鲁。当然,严嘉在中国,所以他现在还是一名律师。

  深夜10点,我赶往严嘉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他还在加班。律所位于上海淮海路的一处甲级写字楼,办公室里装饰着高大的绿色室内植物,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对1993年那场复旦大学“狮城舌战”还有记忆,相信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那场充满优美的技巧并洋溢着人文关怀的辩论赛,在那个媒体话题相对枯燥的年代是一场多么完美的关于“大学”的解读。

  当年的“三辩”严嘉如今非常准确地兑现了14年前的理想 ,果然成为了名律师,1999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硕士的学位,现在全球顶尖的普衡律师事务所做律师。

  严嘉强调他走的这条路是典型的“法律系的好学生会走的路”—1993年毕业,直升复旦法律系的研究生,很快被国家教委选派送至香港城市大学深造,1998年,又顺利地考上了耶鲁法学院。

  但这条路或许也能称得上“非典型”—在美国人眼里,耶鲁法学院是什么地方?是美国永远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名的法学院,是美国国家领袖和社会管理者的摇篮。众多的美国总统,毕业于耶鲁,先是成为执业律师,再成为国家领袖。

  当然,严嘉在中国,所以他现在还是一名律师。

  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回忆起14年前那场辩论, 严嘉仍将之视为“高峰体验”,但真正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还是耶鲁法学院的苦学时光。

  对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来说,耶鲁就是一个梦中的圣地。法学院每年录取的中国研究生仅一到两人,近乎百万挑一的概率,严嘉为何中选?

  是他聪明,伶牙俐齿,还是他逻辑清晰,反应敏捷?

  翻开严嘉的履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顶尖,从复旦到香港城市大学,拿了诸多全A,另外,他还是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同时还是学生党员。

  组成光环的,还有他一路均跟随名师,无论是复旦的李昌道(复旦法学院院长,时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王贵国(国际经济法顶级专家)。

  一个好学生应该有的东西,严嘉都有。不过意外的是,真正打动耶鲁的却是严嘉写的申请信—耶鲁法学院一向认为,他们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法律专才,更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治家。申请信里,严嘉恰如其分地流露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愿望,以及实现此理想的个人素质,这些让双方一见如故。

  入选标准固然严格,但一旦被录取,耶鲁对其学生表现出的爱护和资助让人惊讶。考入耶鲁时,他获得了半奖,尽管经济不算拮据,但每年2万多美元的学费还是较为吃力。

  严嘉准备申请一些耶鲁的贷款,担心不被批准,没想到耶鲁的老师对他说:“嘉,我们耶鲁的学生从来不需为钱担心,你要多少,说吧。”

  这或许是耶鲁一贯的自信—这里的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让严嘉记忆深刻的是,针对学生贷款,耶鲁法学院还有一个政策,如果该学生毕业后因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年收入低于某一数额(1999年时为4.5万美元),在校期间贷款一笔勾销。当然,耶鲁假设的是你的确在做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因个人能力不足,或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导致收入不高。

  在美国,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克林顿

  1999年,严嘉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律师,第一年起薪9.8万美元。工作了一段时间,年薪突涨至12.5万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10万元人民币,要找出比这个行业收入更高的职业恐怕很难了。

  严嘉还记得当他被录用时,兴高采烈地告诉耶鲁的导师葛维宝(Paul Gewirtz)教授,导师却说,“嘉,凭你的天赋,为什么不做大学教授呢,或者从政啊。”

  以收入为标准,做律师当然要比在美国当大学教授或者从政要高,但排除掉收入的因素,严嘉也很清楚,“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成为很好的律师,但是不可能在美国成为克林顿”。

  日后的岁月对于严嘉来说,是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那个全世界聪明人最集中的华尔街,也是全世界资金流通规模最大的华尔街,和其他同样从名校法学院毕业的白人律师一样,为各种各样的白人解决法律问题。

  “有一天夜晚,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旁边就是百老汇,正在上演热热闹闹的歌舞剧《猫》,对面是洛克菲勒中心,我一个人在泡咖啡,看看眼前,为了健康,喝的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倒进去的是没有热量的代糖,用的是植物奶,突然就觉得特别虚幻,很假的感觉。

  “我自己一路争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好的法学院,华尔街的顶级事务所,律师的职位,合伙人的未来,突然觉得很虚无缥缈,那个时候,我突然问自己,我在干嘛啊,那些华尔街的同事,上班说‘嗨!嗨!’下班各自回各自的家,其实你根本没有融入这个生活,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就像眼前这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那个夜晚, 严嘉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黄皮黄心”的人,在这个“白皮白心”的主流社会里,你一定要冒充他们的律师,还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太不实在了。

  不久之后,严嘉离开华尔街,前往香港发展。

  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也需要在华尔街有经验的律师了,2006年,严嘉下决心回到了上海。

  律师业是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

  14年光阴荏苒,当年的4位辩手早已各有际遇:“不温不火”的女辩手姜丰,8年央视主持人生涯后,飞往剑 桥攻读博士。季翔和严嘉,先后前往美国深造,次第“海归”成为律师。蒋昌健则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在老同学眼里,严嘉除了白胖一些,和毕业时相比无甚变化,依旧伶牙俐齿,依旧思维敏捷。

  谈起复旦、谈起海归、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严嘉觉得自己没有那些校友们那般传奇:像哲学系的郭广昌“穷学生白手起家到亿万富豪”,也没有经济系学弟陈天桥靠互联网登上首富宝座的

火箭速度,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目标,“耶鲁也许就像你小时候特别想要的玩具,没得到时,你强烈地想要,得到了,哦,原来也就是这样,你也survive了。”

  在复旦老师的回忆中,1980年代前期复旦教授一年的收入,只相当于留学生在日本打工一天的收入,而到严嘉留学时,他可以衣食丰裕安心学业,也没有因黄皮肤受过任何公然歧视。这些无疑都得益于中国的日益发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严嘉观察到,能在华尔街顶级律所生存下来的华人律师,这些年大约也就2桌人,2000年,一桌半的人转战到了香港中环,现在,又有一桌的人来到了上海。

  36岁的严嘉因此而颇有些踌躇满志,在法律这个需要智慧、经验与阅历的行业里,他无疑是长袖善舞之人,而正如他分析的那样,无论在哪个国家,律师业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在这个群体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管理者,律师所受的锻炼,使其对社会发展逻辑、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清晰的判断,同时又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美国众多的总统律师出身的原因。

  这可能也是严嘉一定要去耶鲁读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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