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血之“岛”

　　四、蓝血之“岛”

　　2006年1月6日，本是台湾一年一度的“哈佛校友会”会员大会，却意外地充斥着剑拔弩张的政治味，俨然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饭店外面的停车场里，停着十多辆电视台卫星新闻转播车，全台湾观众都聚焦于吕秀莲和马英九的对谈。

　　吕秀莲咄咄逼人，言出讥讽，而马英九也不甘示弱，立刻回击。

　　在美国，吕、马二人乃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后届学姐、学弟的关系；而在台湾，吕、马虽然同为哈佛人，却由于政治不同调，一见面就捉对厮杀。

　　其实，吕、马的不和，只是诸多台湾“同学会”故事中的个案插曲，大部分“同学”，还是经脉交错、互帮互助的。

　　“只要有学长、学弟关系，很多时候都可互相提携。”同是哈佛校友的“立委”吴志扬强调。一直以哈佛人为荣的他，到现在还经常戴着哈佛法学院的戒指。

　　吴志扬回忆，十多年前，他的父亲、也就是现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坚持要他申请哈佛大学，“因为进了哈佛，就等于拿到了晋身台湾政治核心的门票”。

　　“原来你是我学长啊！”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会立即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成了台湾政商人物“接头”的密码，也是想攀援权势、希望登堂入室的后来者与前辈们套近乎的第一句暗语。

　　从1950年代即开始留美热潮的台湾，有海外教育背景人士已经覆盖当地政商学军，在各个领域均是主流力量。从最早回来的理工背景学生，到后来归返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令台湾社会，从肌肉到骨骼，经历着深刻变化。

　　哈佛同学会——显赫的晋升平台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这曾是台湾学生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也反映出台湾五十多年来的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后，美国政府除了以军事与“金援”协助台湾之外，更开设各项奖学金，鼓励台湾学生赴美深造。台湾“教育部”海外文教处统计，1950年到2006年，台湾已有五十多万名学生赴美留学，远远超过留日的十多万名学生—留美取代日据时代的留日，成为社会主流。

　　台湾势力最大的海归派，非哈佛大学莫属。“哈佛校友会”五百多人，几乎掌握了台湾所有重要的政经资源。当然，这些人并非一出生就非龙即凤，他们大抵是在哈佛累积了学历，而从此搭上了扶摇直上的直通车。

　　其中，最佳的代表当属马英九。

　　马英九在哈佛期间，投身“保钓”运动， 时常议论“国是”，逐渐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重视。1981年9月，从哈佛获博士学位半年后，马英九即成为“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蒋经国英文秘书，在蒋身边一呆就是7年。

　　7年中，马英九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1984年6月，蒋经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34岁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

　　如今毕业于哈佛的政商名人，已有位高权重的“副总统”、党主席和顶级企业领袖，至于“院”、“部”首长，则多达数十位 ；在财经、法律等领域，出人头地者更是所在多是。台湾“哈佛校友会”实力雄厚得令人咋舌。成员们每年缴纳会费，举行定期或私下不定期的聚会，闭门座谈或演讲时，经常透露许多未公开的一手信息，并积极形成策略联盟。

　　哈佛不仅是台湾学子最梦寐以求的第一学府，也是失意政客沉潜、伺机再起的舞台。去年3月，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下台，孤独一人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研究员，他借马英九到哈佛演讲之机，坐在第一排全程聆听演说，并第一个提问。透过现场十多家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失势的谢长廷“借”马英九之风，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

　　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工——“总统的同学会”

　　除了显赫的哈佛派，美国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在台湾也举足轻重—其受助人均是当地有上升潜质的政商领导人。

　　成立于1951年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每年从世界各地遴选二十多位青年领导人，颁发奖学金让他们到美国考察访问三到九个月。当年，为了庆祝总统艾森豪威尔的63岁生日，其友人提出“国际领导阶层交流计划”，以培养各国菁英人才为使命，以便通过他们未来的发展，来推广美国的影响力。到2002年为止，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受奖人中，已经出了2名元首、40名内阁成员、50名高等法官，还有不少大使和大学校长。

　　台湾最早受邀的是财经界人士，后扩至政界。1954年，台湾首位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得主，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张孝威的父亲张心洽。学成返台后，他创办了“中华开发银行”，为台湾引进了工业银行的创投制度，“行政院”透过“中华开发”扶植台湾科技产业。张孝威多年之后也成为该项奖金的得主。张心洽父子成为台湾第一对艾森豪威尔奖学金的父子档，第二对父子档则是中信金控董事长辜濂松与前总经理辜仲谅。

　　这些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受奖人，返台后形成强大的人脉网络，让艾森豪威尔奖学金有“台湾政治菁英俱乐部”及“总统同学会”之称，52年来， 为台湾培养出三位“行政院长”、两位“副院长”、两位“总统”候选人与两位“副总统”候选人，“部长”、“次长”更是难以统计。

　　“只要经历艾森豪威尔奖学金的洗礼，就像取得一张跻身上流社会的认同卡。”2006年艾森豪威尔奖学金受奖人、“立法委员”郭正亮强调。跟他同期的学员冠盖云集，包括前中信金控总经理辜仲谅，还有各国政经名士。

　　“三三会”——盛极而衰的留日派

　　除了留美派之外，留日派是台湾的第二大主潮。

　　日据时代，由于日本强势的殖民政策，台湾人只被允许赴日学习医学与农业技术改良，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初期，台湾学子逐渐开始把留日的触角延伸到法律与经济学领域。

　　而留日的政坛领袖，当首推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1972年，谢长廷考上了日本京都大学。京都大学是个学生运动与在野精神极强的地方。

　　1970年代正是日本学生运动最风起云涌的时期。在谢长廷到校的第一天，校园里到处都是戴着钢盔并做蒙面打扮的学生。行政大楼的钟塔上，甚至悬挂着用红字书写的抗议白布条。这种抗议精神的流行，对谢长廷的影响可谓深远。

　　另一位留日学生，也在政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

　　1999年5月初，留日背景的“经建会主委”(地位等同大陆的发改委主任)江丙坤，为拓展与日本政界及企业界的实质关系，邀集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与中信集团董事长辜濂松等六大工商大佬，成立了“三三会”，定期于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邀请日本驻台大商社负责人餐叙。“三三会”成功地协助台商与日商的合作，例如奇美实业与富士通的结盟等等。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三三会”成员透过大量的政治捐献，使该会成员所掌管的企业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听。那时候，“三三会”的政治实力凌驾于传统的六大工商团体之上。

　　同时，在各种选举的选情紧绷之际，“三三会”还往往是执政党“少数关键”的稳定力量。“当时，集‘三三会’众人之力，至少可以送四十人进到‘立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三三会”企业家透露。

　　不过好景不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第一步就是开始整肃具深蓝色彩的“三三会”，刻意把原先的六大工商团体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贬低“三三会”的地位。

　　最近两年，“三三会”成员弊案不断，更令其雪上加霜：会长辜濂松的大公子、中信金控总经理辜仲谅被控违法并购兆丰金控，遭检调起 诉，迄今仍流亡海外；力霸集团董事长、副会长王又曾则因涉嫌力霸集团掏空弊案逃亡到美国。

　　当年，在国民党执掌大陆政权时，海归人士一直分执各部门的牛耳。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里，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内，四处充满了海归派的身影。他们是中国人，却也是徘徊于中国政府中的“海外幽灵”。他们的所学所为，深受异国的影响，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追求。

　　即令败退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依然倚重海归人士，着力提拔和栽培。倘若没有蒋经国的赏识，1969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的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出头。

　　这种对海归人士的认可，在李登辉时期也得以继承，只是，到他的手中，更偏向于“大学血统”的认同—在担任“总统”的十余年间，他大量起用康奈尔的校友，如“中华开发”董事长刘泰英和“外交部次长”高英茂。

　　在经济领域，台湾的经济部门一直掌握在海归派的手中。在台湾经济起飞的二十年里，一大批海归人士在尹仲容、李国鼎的提拔下，成为技术官僚。而在早期的企业家中，大部分是本土的家族企业，随着台湾经济增长更倚重高科技领域，第二代企业家和后起的企业新贵则多拥有异国文凭，如今，他们已分食台湾的各大市场。

　　台湾 “哈佛派”、“康奈尔派”、“台大帮”等政治势力的划分，形成当地政坛派别森严的权力俱乐部；而当地留美派、留日派与本土派之分，又构成了不同的政治视野。

　　从留美派与留日派人数的多寡，可以反映美日两国对台湾影响的大小。留美派与留日派在台湾社会中力量的消长、声音的高低，正好反映出台湾向哪个国家倾斜。

　　留美派、留日派以及本土派如陈水扁、游锡等人，给台湾带来了不同的政治眼界。据民调显示，台湾公认最具国际观的，是马英九与吕秀莲这一对哈佛校友，次之是留日的谢长廷，而阿扁、游锡之类的本土派，则被认为国际视野最为狭窄。

　　这种当权政治人物越来越狭隘化，正好反映出台湾文化本土化的潮流。不仅政治人物越来越本土化，经济领袖也渐趋本土化，比如雄踞台湾多年首富位置的郭台铭，就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企业家。这种本土人士占据高峰的情形，与台湾目前的留学状况亦相映成趣：从上世纪50年代一路狂飙的留学运动，到目前已经很少有学生热衷出国镀金，反映出台湾的“人才国际化”已经到了非常充分饱和的程度，也证明台湾的教育状况和工作状况都已经与美日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