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部长的旧问题

　　文四

　　新部长的旧问题

　　一直以来，科技部的“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统筹科技政策”等职能颇受人诟病

　　特约记者 岑默 发自北京

　　1958年6月18日，艾森豪威尔的记者招待会。一位记者问他是否在考虑设立一个科技部，这位美国总统笑着予以否认：“这个嘛，科学有点像你呼吸的空气，无处不在，要专门搞一个部，一个单独的空气部……”

　　然后他认真地继续说下去：“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尤其是国防部，国务院，和我，都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征求可能得到的这些人(科学家)的最好意见和想法。”

　　其时，苏联卫星“伴侣号”上天带给美国人的震撼尚未平息，那些认为苏联已经超越美国的国会议员，极力主张成立科技部，实现“科技大赶超”。

　　其时，在中国，一个名叫“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部门也刚诞生。它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这两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机构合并而成——事实上，它们正是苏联顾问建议的结果。

　　设立“科委”，当初的目的是进行科技规划，在1960年代，它的规模并不大，1970年一度被并入中科院，到1977年9月才恢复，随后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研经费分配“政科不分”

　　国家科委一直存在到1998年，历任主任有聂荣臻、方毅、宋健——这是一个副总理级的部门。当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科技部由此诞生。

　　根据当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原国家科委的一些职能分别划归国土部、环保总局或知识产权局，而划入的则是原国家计委拟定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编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相关经费安排的职能。

　　及至今日，科技部已成为一个控制大量科研经费的部门，和“统筹科技政策”相比，它“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的职能显然更引入注目。

　　不过，也正是这一职能的履行，让人颇多诟病。

　　在学者刘军宁看来，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摆脱计划体制，但在科技方面，计划体制不仅没有退场，而且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加强。而上海交大的一位教授则说，科技界最大的问题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不能计划的东西”。

　　在美国，科研人员须自己选项目，提出资金申请，再交由同行评议，才能决定是否立项，而在中国的科技界，更多的时候是相反的一个过程：先立项目，再找人来做，有时官员甚至直接参与选择具体科技课题。

　　批评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技部对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政科不分”。

　　包括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内的三位著名科学家曾经批评：“(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义是组织和领导科技……许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国的精英——在科技部中下级官员面前都不能正常发表意见……每过一段时间设立新计划，其中相当多是行政人员的主观意识……导致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转……”

　　不单司局长，“连处长都把持着很多科研经费，”一位科技记者说，从立项到选择评审专家，行政人员的权力太大。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柳卸林认为，中国非常强调政府增加科技投入，但却缺乏一个科学且独立的对科技计划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督的机制。许多科技经费得不到应有的监督，造成相当大的浪费。许多重大的国家计划，都是部门自己确立、验收，没有与其他部门进行协商，也缺乏事后的评价。

　　这与邹承鲁等人的批评不谋而合：“和其他部委不同，科技部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国家经费下达到科技部后，如何应用经费、其效果如何，它既没有上级检验、也没有下级压力。”

　　事实上，两年前媒体曾揭露过某研究员一边当着科技部863专家组领域副组长，一边做着该领域重大项目的主持人——在科技部2003年3月1日就开始实行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察办法》，评审专家需要遵循的第一条规定就是回避原则。

　　此外，也有研究者声称，科技成果鉴定验收单位事先“自评”已经“成为常规”，而鉴定验收人员“行政化”也变成了“科技界公开的秘密”。

　　“科技体制的问题与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万钢来自教育界，‘产学研结合’又是他的强项，不知能否找到一条较好的发展道路。”前述科技记者说。

　　统筹科技政策亦受挑战

　　在“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之外，“统筹科技政策”这一职能面临的挑战也日渐浮出水面。

　　在中国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成就中，“两弹一星”一直为人所赞誉，不过时至今日，“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已经无助于科技上更大的突破。

　　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颇引人关注：“要建立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为全社会积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民间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动机投入科技活动，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有适应民间科研机构生长的制度空间。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要给公益类型的科研机构转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一定要干非赢利的事业”。

　　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卸任前宣布，研制大飞机等16个重大科技专项将在2007年得到实质性推进。此后，便有媒体发表评论，“制造大飞机不妨请民企参与”，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时代，沿用旧有体制、仅仅依赖国企，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和官僚体制的扭曲，很可能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大课题的)形成和选择也有着科技部其他课题的通病，只是数量级上又放大了。”有研究者曾如是表示。

　　回到文章开头，艾森豪威尔拒绝了科技部，但并不拒绝来自科学家的专业意见，这从他随后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便可看出。

　　有趣的是，资料显示，1962年，在经历了大跃进的苦难之后，中国的科学家们也曾在广州会议上建议国家设立“科学顾问团”，以帮助政府避免在科研和生产中再发生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很可惜，该提议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