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追求自由的精神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6日17:06 南方人物周刊

  青年领袖 之 学者

  秋风 追求自由的精神

  他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想说的话基本也都能说”。万一哪天说不了了,“我去开个小饭馆总可以吧,陕西面食我都会做,可以卖个包子什么的。市场化就有这个好处,饿不着”

  特约记者 岑默 发自北京

  七

  岁的姚中秋站在村口,张望着什么。

  关中平原的蒲城,冬天很有些冷。他在等“他们” 。

  “他们”一来,他就得飞奔回家中,告诉家人停止手中的工作,把编到一半的芦苇席子藏好。

  “他们”不许农民从事副业,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抓到就要割掉。

  “当时的自己,就像现在的小摊贩一样。”他笑着告诉记者。

  30多年以后回头看,“站岗”的童年经验,竟然在无形中影响到他若干年后的学术研究,“对计划经济、市场管制深恶痛绝”。

  没见面之前,读署名“秋风”的文章,会以为作者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忧国且忧民。继而在网上搜到他的照片,仍是表情严肃,双目瞥向斜前方,带着一丝不屑。

  结果……发现他相当爱笑。

  “周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好像也没什么人……”就笑开了。

  “作品?好象我没有特别满意的…… ”便又笑了。

  “秋风有变”?

  姚中秋同学从小就不服管,这样的学生自然不讨老师喜欢,不过,自称“就没信过教材”的他,1984 年倒是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在人大一待就是7 年,同一楼道的新闻系男生整天逍遥作乐,他却迷上了哈耶克,并在后来惊喜地发现,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和农民很朴素很本能想要干一些事的精神,有契合之处。

  “他们想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孩子,这不是自由散漫,这是追求自由的精神。他很直接地理解 —— 我本来就该这么做,离自然法、人的一些自然权利反而更近。所以基层民主乃至中国的改革,会从农村开始。”

  这自然是日后的思索。在此之前,他先进了北京的“正阳门管理处”,看管文物,“住在前门楼子上,其实就是看城门的”。

  接着去了某机关,难以忍受,又下海经商,山穷水尽,终于在1995 年成为《首都经济新闻》(现《北京商报》)的一名夜班编辑,编编稿,写写评论,“秋风”这一笔名就是那时候开始见诸报端的。

  到了1999 年,知识界掀起了“学人办网站”的热潮,秋风便也参与其中。

  6 年间,“秋风”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也让他结识了不少志趣相同的朋友。他现在名片上印的是“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这其实只是挂名。

  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他是“独立学者”;在陕西老家,乡亲不太理解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便说自己供职于北京某周刊(该刊的社评由他撰写)。

  给四份报刊开专栏,时常接到其他编辑的求救电话,平均每周写五六篇评论,秋风在媒体保持着高曝光率。

  “很多知识分子,当他想影响公共事务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上书,而现代政治已经是公共性的事务,媒体有很大影响。政府政策要获得正当性,必须对民众通过公共舆论反映出来的诉求作出回应,这不一定是民主,但至少是个公共的事情。”他说。

  “我还是希望讨论怎么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正确地’这个限定词很重要,比如说,出了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骂政府不干好事,接下来就是希望政府把这件事管起来,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要考虑如何限制这个政府的权力……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只是一线之隔。”

  秋风的研究方向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不同,这个学派关心的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交易的制度环境、规则,是否能保证每个人自由地交换。

  所以,2001 年前后,秋风的研究范式“很自然地”从经济理论转向了政治理论与法律理论。

  “你有了一个稳定的分析框架,碰到问题,马上就能看到症结在哪儿——当然这只是我心中的症结”,这或许是他时评高产的原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几家出版社希望将其作品结集出版,最后都不了了之。

  “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完全是指向宪政和法治的。”

  他的转向一度被人冠以“秋风有变”之名。他自己则说,要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

  他批评那些信奉自由市场,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经济学人,他们拿着西方理论比照中国现实,可以得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要自由”的结论;

  他们把增长体制理所当然地视作自由体制,似乎推进政治民主、增进劳工权利就是在妨碍这种增长体制……

  他们“食洋不化”了吗?

  “知识分子通常总是最固执的人,他的观念有时会变成一种本能的东西,变成一个信仰,比生命更重要。”

  “市场化就有这个好处,饿不着”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媒体上关于他的纪念文章连篇累牍。秋风的评语相当别致:王小波、李银河他们那是“愤青的自由主义”。

  在他看来,王小波的价值是启蒙,但他的自由主义,还是继承了欧陆(而非英美)的传统,过于反传统反权威,强调一种怀疑和反叛的常识。

  “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破坏,导致文化空虚,结果各种极端意识形态趁虚而入。”

  他更欣赏已过世的李慎之先生。“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老一辈人待人接物的那种气质,这跟士大夫的文化精神是相关联的。”

  “这在我们现在 60多岁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当然他们学问可能也很好,但他们没有这种精神气质,毕竟是在粗鄙的文化环境生长起来的……包括新儒家,也不行。” 他又笑了起来。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儒,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在气质上是一致的,“黄宗羲或者顾炎武,若在当代,肯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秋风的儿子8 岁了,他希望他接受一些传统的教育,但计划总是不能实施,“他不感兴趣”。

  他有时还试图把一些不同于教材的想法告诉儿子,但这会导致家庭冲突—— 妻子担心影响孩子在学校的机会。

  于是他只好偶尔简单地对儿子说,“某某某是个坏人。”“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反正这是我比较郁闷的一件事儿。”

  至于他自己,生活得挺满意,“想说的话基本也都能说”。

  万一哪天说不了了,“我去开个小饭馆总可以吧,陕西面食我都会做,可以卖个包子什么的。市场化就有这个好处,你饿不着。”他第N次笑了。

  秋风答记者

  人物周刊:你对现状满意吗?

  秋风:基本上算满意吧。

  过去就一直想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读读书,有一点业余爱好,写一点文章。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的成绩,你有何

心得体会要和他人分享?

  秋风:(笑)没有什么心得。

  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有一个大体上的目标,不要放弃,想尽办法接近它。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的时代,你了解吗?有没有代沟?

  秋风:我对父母还是满了解的,我认为我能理解农民的生活,而且我十分尊敬他们追求自由的本能。

  我和父母基本没有什么代沟,我尽可能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

  人物周刊:在你的专长领域之外,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秋风:(笑)真的很难回答。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规则、习俗、惯例被遗忘得太快了,这样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20 世纪灌输的东西,从政治思想到文化教育,有太多批判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秋风:还算可以吧。对个人来说没什么担心,但对未来总是有一点点担心,具体来说,就担心哪天天下大乱。

  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稳定的,而现在有一些不稳定因素。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责任?你怎么看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

  秋风:其实履行责任就在获得自由。

  自由、责任、权利这些词,从理论来说当然可以讨论,但具体到个人,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责任也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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