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际銮:邓小平复出使恢复高考成可能

　　主持人：潘院士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1977年参加了科教工作会。也就是在那场会议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第一个提出了恢复高考。请给网友介绍一下当年的科教工作会的情况？

　　潘际銮：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的时候抓科教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召开了科教工作会。参加科教工作会的代表大概有一半是科学院的，一半是高等学校的，共30几个人，科学院领导跟教育部领导都参加了。邓小平说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怎么使得中国四个现代化搞的更快，经济发展的更快，教育发展的更快，目标就是请大家谈这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教育怎么发展。

　　这个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发言的内容很多了，各方面都有，有的是讲文化大革命中，教育跟科学遭到什么样的破坏；有的是讲到当前学校的现状；有的是讲到个人经历……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前教育再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完了，就没有人才了，而且会出现断档的情况，我们现在这批人一死，底下没有人了。所以就激烈地呼吁要改变教育制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改变招生制度。

　　主持人：那您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潘际銮：我讲

　　主持人：当时这个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说了什么？

　　潘际銮：我非常佩服邓小平，整个开会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听大家的讲话，很少插言打乱人家，我们开了五天会，8月4号到8月8号，五天会他就坐了四天半，有半天他接待外宾去了，他说今天不开会了，我要接待外宾。其他的四天半他全部倾听大家意见，只有最后半天他总结意见。听完他的总结意见以后，我觉得我十分佩服邓小平同志，他的思路非常清楚，把大家意见归纳以后提出的方针政策确实给科教事业指出了新的道路，所以那个会开完以后我是非常兴奋的，也非常高兴。

　　主持人：他总结发言里面都说了一些什么，还有印象吗？

　　潘际銮：对于恢复高教制度是很清楚了，他就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是不是可以恢复，是不是晚了？因为我们是8月份开会，一般高教统考是7月、8月考试，他说晚了，来得及来不及改？刘说还可以来得及，后来大家说是不是推迟两个月高考？所以第一届，77届是冬季高考，春季入学，那届招的人比较少。

　　主持人：杨老师，您当时参加了哪些会议？亲历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哪些工作？

　　杨学为：邓小平复出之后，教育部决定要开招生工作座谈会，5月份在太原开了一个，那一次基本上维持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那一套，大家很不满意。

　　主持人：当时还要推荐上大学？

　　杨学为：对，还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老办法，大部分是走后门的，不合格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很不满意。恰恰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开了科教座谈会，大家强烈呼吁要立即改革文革期间那种推荐保送的办法，要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当时就表态推迟半年招生，教育部前部长刘西尧后来有一个回忆，说那是开会以来第一次全体鼓掌欢迎，就是邓小平当场拍板决定。

　　科教座谈会结束之后，邓小平决定重开招生会，我们又立即准备重开招生会，先到北京饭店，然后前门饭店，最后友谊宾馆，这个会开了45天，最长的一次。建国以来惟有1977年开了两次招生会，第二次北京招生会开了45天。

　　主持人：据说，是从夏天开到了秋天，有一些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衣服带的不够，还让家里寄了衣服，是吗？

　　杨学为：对，因为开会的时候是8月中旬，北京正热，散会的时候就9月末了，冷了，有些来的同志已经冷了，让家里寄来点衣服。

　　主持人：为什么要开这么长的会呢？

　　杨学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时文革还没有否定，大家的思想还都停滞在文革后期。

　　潘际銮：认为高等教育还是黑线。

　　杨学为：参加人员的认识也不一样，像知识分子，大学里来的，可能像潘老师这样的一些认识，还有一些同志要维持那一套，所以会上的争论很大。

　　潘际銮：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主持人：大概在会议进行到多长时间的时候，大家能够统一意见，说今年我们就要按照分数进行

　　杨学为：会议争论的很多，往往都是反复那么来争论，我觉得会议开的长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当机立断，应该跟着邓小平的那个指示去当机立断，这样会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没有必要讨论那么长时间。就是大家在那儿争论，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部领导的态度。等到后来，终于在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一个初步意见，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是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教育部就把这个意见报给他了。他看了之后找教育部的领导谈过一次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会议起草的文件很不满意，当时说的话很严厉，对起草的文件里面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些内容在《邓选》中也有记载。

　　主持人：有哪些方面他不满意的？

　　杨学为：我记得他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政审的条件，我当时在文件起草小组，是负责起草文件的，我作为一个教员也是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不行了，是要改的。但是改呢，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我们对政治条件写的很详细，乱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鸡毛蒜皮的事，邓小平看了之后我记得连说三个：“繁琐！”，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这个表现了他对文革期间极左的那一套，所谓血统论的厌恶，然后他重新起草了一段。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就照抄了邓小平的原话。

　　主持人：他原话里面都写了什么内容？

　　杨学为：都是很基本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就是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的变化。

　　主持人：他上报给国务院的文件最后叫什么名字？

　　杨学为：《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

　　主持人：总结起来，做了哪些改革？

　　杨学为：应该说这个文件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文件，完全否定了文革中间极左的错误路线那套，应届高考毕业生也可以上大学了，这个不得了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不用劳动两年都可以上大学了，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上，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其次，就是要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这个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的。再一个就是政审的变化，应届可以考了，要考试了，政审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