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学习需要兴趣人生需要理想

　　采访、图-本刊记者 陈亦佳

　　杨乐，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第五、六届全国青联副主席。与张广厚合作，最先发现整函数与亚纯函数亏值与波莱尔方向间的联系，国际称之为“杨-张定理”“杨-张不等式”。他在函数值分布论、幅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数学使人精细。或者说，精细是从事数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杨乐先生告诉我们，9点半他会从全国科协会议上赶来。当他在会场门前和我们握手的这一刻，手表的指针正指向9点30分。

　　记者：20世纪70年代，您因为“杨-张定理”蜚声科学界，成为科学界的代表。

　　杨乐：十年浩劫让国家的科研工作陷入停顿。科学研究被认为是“白专道路”。但我和张广厚认为，我们受了国家大学六年、研究生四年的系统培养，学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没有停止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就被当作了典型给予了很多赞扬和荣誉。如果没有这十年浩劫，这样的人才和工作应该不是个别的。

　　记者：华罗庚、陈景润等数学家在中国家喻户晓。数学家刘克峰认为，数学家在中国有名是因为数学在中国已经成为科学的符号，而且中国好的数学家太少。您认为是否如此？

　　杨乐：数学好像离生活很远，但实际上数学在其他科学技术领域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相对而言，数学家确实数量太少了。从牛顿开始，西方国家就走上了现代数学的道路，至今已经有300年了。中国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起步，其后是连年的战乱，解放后又有很多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很多困扰，积极性也受到了挫伤。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数学才真正得到发展。和西方数学300多年历史相比，我们的基础要薄弱得多。

　　数学等科学人才的培养，都需要从青少年开始。改革开放后，总体来说条件很好，但另一方面过分务实。青少年受社会的影响，现实的追求多了，理想主义的东西少了。只关心如何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是无法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的科学研究除了需要长期的学习，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浓厚的兴趣和不懈的追求。

　　记者：中国选手在国际奥数大赛上成绩很好，但目前获得菲尔茨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都是外籍，是在国外接受高层次的数学培训的。

　　杨乐：中国人很聪明勤奋，在数学竞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这不能真正说明我们与外国人相比具有多么大的优势。我们的中小学生普遍参加奥数班或奥数学校，到竞赛前还集中好几个月“强化训练”，这就好比是拿职业运动员跟别人的业余运动员比赛。中国对数学竞赛太看重了，对有潜力的孩子没有启发兴趣，开发创新思维，而一味强化技巧。整齐划一而创新思维不够，导师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样，到了研究生阶段，我们的后劲就不足了。

　　记者：顶着“英雄”的头衔来参加群英会，您认为自己是英雄吗？

　　杨乐：我没有把自己看作英雄。在20世纪70年代，陈景润是很出色的数学家，我和张广厚也都尽了我们的努力做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首先要归功于国家对我们20多年的培养，在专业领域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外还要看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数学家数量很少，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就被认为很了不起。其实只要国家正常稳步地发展，我想应该在各个学科领域，都会有很多人能做出在国际上具有高水平的工作。

　　记者：您心目中的英雄是谁？当代英雄应当具有何种品质？

　　杨乐：我不迷信英雄，但在数学领域，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以及国际上很多数学家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了不起的数学家。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开创性，并且都付出了极大努力，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他们的工作开拓局面，解决了学科内大家束手无策的问题，促进了学科很大的发展，让学科有了崭新的面貌。

　　记者：如果再给您一次梦想的机会，您会如何选择？

　　杨乐：我对数学有一些天分，从初中二三年级开始，我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此作了很大的努力。我相信如果给我这个梦想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择数学。

　　记者：能给我们的青年读者说几句话吗？

　　杨乐：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青年要抓紧时间树立远大的理想，对科学和高新技术要有浓厚的兴趣，并为之付出长时间的艰苦的努力。我相信如果这样做，很多人都能成为高水平的人才，对社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