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任鸣：我对话剧充满希望

    采访-本刊记者 陈亦佳

　　任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导演。

　　“我不知道经典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得时刻准备着”

　　记者：中国话剧诞生百年北京人艺有什么演出计划？您有哪些作品和观众见面？

　　任鸣：人艺全年计划上演22台话剧，如《骆驼祥子》《雷雨》《白鹿原》《我爱桃花》等等。其中我导演的有7台。

　　特别要说的是《寻找春柳社》。这个剧本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中国话剧百年诞辰的时刻，重排《黑奴吁天录》，他们探索话剧本身，也探索今天话剧存在的问题。当年的春柳社是非常理想主义地追求艺术的。今天我们排这个戏，就有饮水思源的意味。我想用这出戏，向前辈表达敬意。

　　记者：近年来，人艺的原创、新创剧本并不多，也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任鸣：这些年人艺的经典剧本是比以前少。受影视的冲击，愿意静下心写剧本的作者不多。作为副院长，我到处去找好作品，邹静之、叶广芩、刘恒、莫言这样的大家我都积极联系，看到有才华的作者，我也会努力说服他写话剧。有人写剧本，才可能有经典剧本。

　　冰心说过，爱情不是找来的，是等来的。经典也一样，就像等待戈多，我不知道经典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得时刻准备着。

　　“我不要求任何人，但我要做人艺风格的守望者”

　　记者：《茶馆》《狗儿爷涅》《天下第一楼》《全家福》这些话剧都有着一望即知的人艺风格。您怎么理解北京人艺的风格？

　　任鸣：曹禺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第一，戏是演给观众看的，一定要让观众看懂，心里要有观众；第二，人艺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第三，你要好好研究焦菊隐。曹禺先生的话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

　　北京人艺第一是有民族气质民族精神的剧院，第二是现实主义剧院，第三是人民的剧院。导演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但更难的是剧院有自己的风格。世界著名的剧院都有自己的风格，不管什么演员演任何戏，一眼就能看出剧院风格的印记。现在中国的剧团里还保持有自己比较鲜明的艺术风格的，可能只有北京人艺一家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把人艺的风格丢了去追别的，那中国的剧团就真是面目一片模糊了。

　　记者：如何继承人艺的风格？

　　任鸣：人艺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坚守，是要承担文化使命的。我希望人艺既能坚持，也能包容。我想走的路就是现实主义和现在相结合，对现实主义有所开拓，这是我认为的继承的药方。

　　记者：现在对人艺的负面评价很多，有业内人士认为人艺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您怎么看？

　　任鸣：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可能是完美的，没有问题的。“毁”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实实在在做工作让它变好。我觉得应该从最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改革是稳步的改革，中国只有北京人艺一个剧团能在话剧百年的时候拿出22台戏来，这样的人艺不容易，不能让任何东西影响人艺的发展。

　　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人是悲观主义者，而我是乐观主义者。就算有一天首都剧场都拆了，只要我还能导演，就还要组织同道排话剧。我认为体制问题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人确实掌握不了命运，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但我能掌握自己的追求。

　　记者：对现在话剧界民间力量的介入有什么看法？

　　任鸣：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只要在做话剧，他们就是话剧人。大家的话剧各有各的观点，我未必同意他们的戏剧观点，但做这件事的人就值得我尊敬。

　　话剧能多有一个观众就是胜利，要多有一个观众，首先是要多有一个人投身话剧。我们的背后有国家在支持，但他们没拿政府一分钱，全部是自己养活自己。现在对民间剧团商业性经营的批评很多，我倒希望业余剧团能通过话剧多赚钱。如果都把自己赔进去了，谁还玩呢？我现在经常帮民间剧团甚至业余剧团排戏，我希望通过我这个小义工，让体制之外的中国戏剧有一点儿发展。

　　记者：中国话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任鸣：我觉得中国话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论处理主题还是人物，太玩概念，真正活的人物太少，让人记住的是宏大或标新立异的场面，是处理戏剧的手法。形式是留不住的。我看了很多戏，当时觉得形式很好，但今天回头再看，已经没有人记住它们了。很多人容易被流行左右，缺乏独立的思考。艺术的最佳状态就是自由地写、自由地演、自由地评论。这样才能表达人性最真实的东西。

　　记者：您如何看待话剧的前景？

　　任鸣：人艺现在的上座率平均在80%以上，好多戏都突破了百场。我们正在盖容纳500人左右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我对话剧充满希望。现在人们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强，文化层次越来越高，有了更多有文化又有经济能力的观众，我们凭什么不相信话剧的前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