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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忆高考：搭上扩招末班车体验劫后余生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30日10:50 中国网
今年高考将至，而今年又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前，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涌向考场，开始了努力改变命运，同时也在铸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而今，在高考前夕，本网采访了恢复高考的亲历者，并以此作为一种纪念。 徐友渔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但1977年之前，他做过3年下乡知青，7年锻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30岁之前的履历极其标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经历文化大革命、下乡当知青、招工回城当工人，完全在国家这部大机器的皮带上运行，堪为这一代人的样板；但1977年参加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之后恢复的高考和进入大学，使我的生活、命运与以前各阶段的大多数同伴分道扬镳。1977，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一个值得回味和反思的年份。” 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被他评价为——“那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上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希望 1966年，徐友渔高三毕业要考大学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梦就在下乡当知青和招工回城的标准式经历里耽搁了整整十年。 “在那漫长的十年之间，我周围很多的同伴都已经放弃了学习，但我一直坚持自学。上大学，几乎是我唯一的希望。”徐友渔先生回忆说。 在四川绵阳下乡的三年间，徐友渔一直在系统地学习大学课程。这得益于，正巧赶上当地试点自力更生自创农资设备，上过高中的徐友渔自然成了科研小组主力军，研制化肥需要生物、化学知识，于是很自然地获得了村里开具的证明，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借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教材。此外徐友渔还自学英语、德语、日语、高等数学和哲学，他回忆说：“我的自学是艰苦和有成效的，越是自学，越是感到不足，对于上大学，一直‘贼心不死’，虽然也明知无望。” 踌躇满志备考 1977年11月份，当徐友渔先生在报纸上看到当年恢复的消息时，离当年的高考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但他并没有惊慌紧张。“一般人都会感到非常紧张的，甚至他们可能都找不到高中的课本了。但我并不觉得紧张，因为我一直处于学习状态，而且虽然历经十年，我高中的全套课本一本都没有丢。” 徐友渔先生回忆说，备考期间他是踌躇满志的，当时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家复习，每天家里都要聚集四、五人一起学习，成了一个“高考冲刺班”。 “在考场上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比如政治考题之一是解释‘先验论’，我从柏拉图谈到康德，再按照要求批判林彪的唯心论，我想，判卷的老师也未见得知道得比我多。” 徐友渔回忆那段历史时，仍然很自信，他说，“考完两门时，我就觉得不用考第三门也可以录取了。” 政审关卡住梦想 “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我在‘解放’和‘春天’的颂歌中忘记了历史和现实。这次我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抛弃和嘲弄了我，我落榜了！”徐友渔先生回忆说，高考发榜的那一个多月是最煎熬的，眼看着周围一起复习的亲朋都领到了录取通知书，而此前最被大家看好的他，却一直没有得到大学的音信。 1977年的四川高考没有公布成绩，但徐友渔先生坚信自己考得非常不错，绝对不可能落榜。他说：“原因很简单(我其实早就应该预料到)：这次高考录取采用的还是历来的政审标准。” “我感到无地自容、羞于见人，因为我在当地同龄人的圈子中是有一定名声和受人关注的。我回到锻炉和大气锤旁边，卖力地干活，在人们面前装得若无其事。” 徐友渔回忆说。 最后赶上扩招末班车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1977年在徐友渔身上应验了一回。在正规77届学生入校大约1个月之后，在车间里，徐友渔先生接到了一封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信，当时他已经没有“上大学的丰富想象”了，很迷惑地拆开，竟然是录取通知书，进入该校数学系走读。 对于这个曲折，徐友渔先生一直有一个认为合理却没有得到证实的的解释：“据说，在正式招生结束后，邓小平又叫补招或扩招，而大学不愿意，说是校舍已满，邓小平就说让增补的学生走读。我想，这种措施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异乎寻常、史无前例的，邓小平怎么知道许多渴望读书、成绩合格的人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呢？我还觉得，如果不是邓小平以他超常的地位、能力和顽强来一再坚持，真不知文革结束后我国的大学会是什么样。” “知道被录取了，我心里也高兴，但并没有特别兴奋。心里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惆怅。”徐友渔先生说，录取他的是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填志愿时他既没有报这个学校，也没有报这个专业。 “我知道，那些成绩可以但‘政治条件’不佳的人如果还有点运气，其归宿就是进师范院校，因为当教师在政治等级上属于低档，不算进入要害部门。” 徐友渔先生说：“至于学数学，我倒是很喜欢。只要能进大学门，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其实，如果晚半年再参加1978年的高考，或许能进一个更好学校，因为1978年政审已经不那么严格了。” 徐友渔先生回忆说。 我问他：“你后悔吗？” 他说：“我不后悔，我那时上大学的心，已经不能再等了。” 苦并快乐的大学生活 接到通知书的第一件事，是向单位领导汇报。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不以为然，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里依然主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党支部书记很诚恳地劝了徐友渔很久，上大学不如当工人，很快会给他提干。 “但我心里很坚定的，一定要上大学！” 徐友渔先生第二天就赶到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报到了。走读的生活在入学两星期之后就结束了，和所有同学住在一起，并没有任何区别。 “我虽然各门功课成绩都好，但学习并不轻松。国家感到教师奇缺，急于要人，学校认为数学系大班(我们按年龄分班)基础好，高考分数高，决定我们用3年学完4年课程，仍按本科待遇分配，于是选用最难的教材，调用学校最好的教师，紧紧地压，快快地赶，许多同学给搞得苦不堪言，面临考试大有死去活来之感。尤其是有人听到隔壁寝室政教系的同学长时间聊天谈笑、拉小提琴等，大叫不公平，说自己进校脱一层皮，别人进校玩耍几年，但到时候工资却是一样的。” 徐友渔进校不久就准备考研究生，学校根据他的成绩破例批准，结果成为79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徐友渔在学校“赖”到尽可能长的时间才赶赴北京，因为实在想把数理统计的课听完。 “我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我的同窗的，年级为我举行了欢送会，我最后说，很可惜，我再也不能和大家一道分享解难题的愉快了，下面一阵感慨声和嘘声。我想，只有经过数学系磨难的学生，才能体会‘解数学难题的愉快’包含的由衷的或残酷的意味。” 徐友渔说。 高考让我们对社会恢复信心 30年过去，在回望那段高考的意义，徐友渔先生给了两句话评价：“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恢复了一代人对社会的信心。” 他说，文革下乡插队的日子，痛苦艰难，甚至连做饭的柴都没有，对于前途更看不到希望。但是，高考终于让这些有理想的青年，拥有了通过自己努力证明并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 1979年，徐友渔赶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能进大学门，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徐友渔简历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黄欢/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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