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我们还能做什么

　　教育：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能再老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我们一直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也一直为国人所诟病；我们都能看透症结所在，却也一直难以改进。面对教育，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

　　采写/《小康》记者 郭芳 秦海霞

　　2006年，被喻为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从2006年起用5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总理还承诺，中国政府将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又一年，在2007年“两会”上，总理许下“重教”承诺——“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

　　政府一直在努力。当然，问题依然很多，而我们还应该也可以做更多……

　　向全方位的素质教育进军

　　在《小康》的调查中，超过45%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和家长只关心成绩，不关心学生素质的培养”已经成为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最大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教育腐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素质教育，一个几十年一直努力，却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教育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民族的心理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当我们的社会以功利主义为主要价值标准来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时候，社会也将以功利主义为主要导向来教育培养人才；当我们的社会以追逐GDP的热情追逐着应试分数和学历，素质教育自然步履维艰。

　　对应试教育的过度偏好加剧了教育人文性的流失，也影响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只重智育和分数，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发展，无疑导致整体国民素质的滞后。

　　一位驻内地的香港记者感叹内地公民的道德水平远不如香港公民，他举例，“在香港，从医生、律师、法官、公务员到会计师等等，任何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恪守专业的操守和职业的道德。职业道德要比专业技术本身更被重视，所以我们有世界上最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而反观内地，职业道德是普遍缺失的。”

　　缺失的迄止是道德，还有爱心、社会的责任感、生命的尊严、公民的意识、深厚的人文精神……都在对应试教育的强调中可怕地缺失了。因此，我们必须面临的考验是，在发展专业教育、精英教育的同时，强调素质教育，保持教育的人文关怀，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

　　公平是改革的方向

　　《小康》调查的受访者认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被视为我国目前教育发展存在的第二大问题。

　　另一项调查表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正是教育的不公，高昂的学费让很多贫困家庭孩子无法进入高校学习。

　　有学者认为，保证一个社会内的每个人都功成名就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但保证每个人都有大致同样的机会和起点，却是政府的责任。基础教育是真正的公共品，它应该面向所有人，并给每一个人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但事实是，教育的不公一直存在并造成失衡：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

　　“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像非洲”，这是形容城乡学校之间差异最为形象的比喻，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是教育不均衡中最大的不均衡。

　　所幸，教育领域的改革在朝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的方向迈进。

　　200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西部农村地区共安排“两免一补”资金72亿元，2006年达到了361亿资金，2007年开始向中东部农村地区全面推进。预计五年内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用于这项改革的新增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

　　公平的教育让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因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中最重要的公平，让农村的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辍学，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

　　向教育腐败开刀

　　2006年年底，一则案例轰动国内教育界：从武汉到香港城市大学就读的25岁女博士生陈静，由于担心考试不能通过，向教授行贿并索取试题及答案。经过考虑后，戴晖辉教授到香港廉政公署报案。12月14日，陈静被廉政公署起 诉。法院判决陈静入狱半年，她用于行贿的1万元港币也被判充公。

　　最后的结果一定在陈静的意料之外，因为在内地同样的做法，却不曾有过这样的结果。同样的事件，截然不同的结果，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沉重的。

　　一位高校的法学教师兼律师横跨教育和司法领域，他如此感慨：中国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甚。在刚结束的博士入学考试中，一位在读博士提醒他“遵守潜规则”，“他所指的潜规则是向导师行贿，他给我分析，以目前的行情看，我所报考专业和导师的价格大概在十万元左右。他是善意的，因为博士考试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导师是卖方，考生是买方，而且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最后他没有遵守潜规则，当然，他也没有被录取。

　　可见，内地土壤孕育出来的陈静逻辑在内地绝非个案。根据《小康》调查，“教育界腐败现象严重”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教育发展存在的第四大问题。

　　在不久前“中国法学会网”举办的“如何用法律规范学术制度”座谈会上，国内学者披露了大量学术腐败的事实。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统计，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经传出有学者“涉嫌”学术造假或腐败，被点名或被质疑卷进学术造假或学术腐败的学者教授不下百人。他列举了常见的学术腐败现象，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说，学术腐败已经蔓延到几乎所有的学术科研领域。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不纯粹是学者教授的个人品质问题，也和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和学术制度的缺陷紧密相连。

　　所以内地出了陈静，而香港出了戴晖辉。从陈静到戴晖辉，我们将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GDP4%刻不容缓

　　GDP的4%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一起被国人记住。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2000年我们没有达到，直至现在也远远没有达到。

　　根据2003年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统计，英国5.48%，法国5.91%、德国4.70%、韩国4.62%、新西兰6.70%、古巴9.23%、丹麦8.39%、香港4.32%，世界平均值为4.66%。而中国的这一数据一直在2.8%左右徘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5年这一比例为2.81%，距离世界平均值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GDP的4%也因此成为了教育投入的一个硬伤。杨东平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等等，都是制约教育投入的体制障碍。它显示了政府职能的扭曲、缺位与越位。”

　　面对指责，国家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说，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买单”。在今年的两会上，他作出了解释：因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现在还不到20%。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25%以上，所以教育支出占GDP4%，也就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35%以上，它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4%，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在六分之一左右。在中国，财政占GDP的比重大概为19%多一点，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大概15%多，和国际水平基本一致。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还给出了另一个原因，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这和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密切相关。”

　　在国家提出GDP4%这一目标不久的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得以推行。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

　　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

　　在这样的格局下，由越来越贫困的基层财政负责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全国各省市为“普九”欠下的巨额债务也因此成为了当地财政的沉重包袱。

　　GDP4%的目标已经刻不容缓。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

　　《小康》向公众调查：“您认为教育投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