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武:建设好大学第一要有钱

　　主持人：那朱经武先生呢？

　　周文福：印象挺深的，我记得我一大早就去见他，我们在那儿等着他，他七点钟走出来，像一个旅游者一样的，穿着旅游鞋，但是上身穿着西装。当时我以为他原来就是这样的，后来他们一个主任跟我介绍，他刚来香港就任的时候，一下飞机，底下一堆媒体等着他，他穿着这样的一身打扮，大家都很奇怪，怎么这样一个人来学校？就是觉得非常轻松。

　　主持人：我特别羡慕各位能去领略大家的风采。

　　曲向东：我觉得你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怎么走上坡路跟不上他(笑)

　　周文福：对，我们的摄像跟着他累得不得了(笑)，我后来听那个同期声我一直很奇怪，怎么是那么壮烈的喘气声，因为我们摄像一直跟着他，我说你别停机，你一直跟着，他跟人打招呼，说什么话，都录下来，所以他一直跟到六楼，我们的摄像岁数稍微有点大，也辛苦，一直跟着，一直喘气，很壮烈！后来我看后期编的时候真的很感动，那个声音一直喘到最后，到最后就感觉要断气了(笑)

　　曲向东：因为朱经武走路特别快，我后来采访出来也发现，他现在在做三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美国还领导着他的超导研究小组，大洋的这边，在香港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领着一个学校迅速往世界最好的学府冲，第三个，他现在同时要搞高等研究院，是首任院长，这三件大事换了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你能做好就不错了，他同时做三件事，效率非常高。

　　主持人：严老师，您对金庸先生有比较多的研究了，听说也不断在开讲座。在香港回归的过程当中，金庸先生都做了哪些贡献呢？

　　严加炎：我所知道的，金庸先生首先他是被推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是政治体制组的负责人。以他为代表提出来的政体方面的主流方案，对于香港平稳的回归，平稳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金庸先生在他的一些有关文章里面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各种政治方案总是要体现多种利益方面的妥协、平衡，这样子才能够解决得好。

　　我有一次，他因为邀请我到他家里去，恰好在我到之前，前面有一个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学者采访他，这位学者的任务就是留下一些实录，口述的历史。当时采访他谈的就是关于香港的平稳过渡这个问题。因为后来实际上香港发生一些变化，末任的英国驻香港的总督他有另外一套主张，这个主张就为香港的过渡带来很多问题，所以一时这个矛盾就不能够很好地解决。金庸先生他对这位英国学者讲了为什么要把香港的平稳过渡放在第一位，为什么要搞直通车，香港曾经是搞直通车的，但是后来由于彭定康的反对，结果就发生了很多问题。金庸先生在这个里边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他做了很多的实际工作，也包括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告诉大家香港回归，平稳过渡的一些好处是吧？

　　严加炎：对。

　　主持人：请问各位看金庸老师的小说吗？刚才曲先生说了，看。

　　杨丽：肯定看，肯定都看过。

　　曲向东：不见得能看全了，但是肯定看过。

　　主持人：我们网友朋友还是对金庸先生的小说特别感兴趣，也想问一下严老师，您觉得金庸笔下的那个江湖和他身处的这个社会环境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严加炎：我想有些是有关系的，他写

武侠小说当然体现他的某些理想，尤其是早年的一些作品，可以说用浪漫主义方法来创作的，他寄托了某些理想的。

　　但是同时也概括了他的经历，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比方韦小宝这种角色，他自己写过文章，他说韦小宝这种角色是他生活里边看到过不少有这样一种类型的，他是各个方面，就是从世俗的社会里面出来，然后从这样的社会里面学了很多处事之道，在这个社会当中成长起来。你要讲他的个人道德，那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也会在事业方面取得某些成就。他说他所写的韦小宝就是他看到了现代社会当中的这样一种角色，所以他把他移到清代背景当中去写，他因为跟康熙有接触，康熙皇帝有接触，从少年时候就相处，然后得到了康熙的信任，但是他同时除了这个之外，他也还是同某些反对派有关系的，像天地会，韦小宝也在里边起了一些作用，而且他还是比较讲究义气。天地会他的师傅陈定南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真救了他，他还是讲究义气的，对毛十八，他小时候一起活动的哥儿们后来被抓了以后，他也是想办法去营救。最后哪怕是自己丢了百万资产也把毛十八从监狱里边换出来了。

　　主持人：可能金庸先生更多是把现实对现实的认识引入到小说当中了。

　　严加炎：对。

　　主持人：我知道这个节目还采访了第三位大家，就是朱经武先生，他是怎么以那么快的速度把香港科技大学在世界名校的排名引入了第58位？

　　曲向东：是，首先这个排名是非常之高的，当然我也问过他，我觉得他很实在，他说第一要有钱，这个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实在(笑)，因为他说当香港科技大学成立的时候，第一次招生，第一批招生只有200个学生，但是政府是按照6000个学生的定额拨的款，是香港政府出的钱建这个学校。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建学校的第一天就可以组建最好的教师团队，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实验条件，用最好的手段来培育这些学生，后来他们通过一些捐助，政府的继续拨款等等，也获得了很多的资金支持。我当时问我们内地的大学可不可以学？他说有的可以学，有的不能。我记得他说了一个数字，他说他一年的费用相当于我们内地几个学校的总和。

　　严加炎：据我知道，一直到90年代前半期为止，我们中国全国36个重点大学投入的资金还顶不上香港的一所大学，比方说港大或者科技大学。

　　曲向东：的确是，可能是后期，最近我们的费用高了一些，现在好一些了，但仍然有很大的悬殊。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钱是很重要的，在教育里资金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我觉得朱经武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一来到这个学校他就强调这点，他说他就是一个

啦啦队长，实际上他是要创造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共同在这个平台之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实际上底下这些人会做得更加放手，当然这个放手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他的前一任校长在刚开始创办科技大学的时候就定了一个规矩，在香港科技大学一个教授如果能拿到终生俸是非常难的。

　　主持人：这也是一个激励机制是吗？

　　曲向东：对，实际上是制度设计得非常合理，资金充分了，保证每一个有理想的人在这儿可以实现梦想，不要愁钱；同时有一个制度放在这儿，如果在这儿干，啥事都干不出来，什么事也没有，同样也待不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校长就非常容易当，他自己讲我们校长非常容易当。

　　主持人：所以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把制度一旦设立好了其他就按部就班可以做了。

　　曲向东：对，当然我们没有谈这个制度是怎么设计的，但是我想这块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有没有我们大陆的学校可以借鉴的地方？

　　曲向东：多给点钱吧(笑)

　　严加炎：搞一些校长论坛，请他介绍一些经验，香港科大的经验，互相借鉴一些，各个学校之间进行一些交流，我觉得这是很有好处的。

　　周文福：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还有一个是比较虚幻的，他说干什么事情，包括他们学校，开始就要有一个很好的目标，比如说他办校的原则，我来这儿我就一定要把目标设得很高很高，但我做了多少无所谓。比如说他一到那个香港科技大学就要做成麻省理工，他2005年突然的一次散步就完成了一个天大的梦想，把香港研究院做成下一个世界学术中心，他的魄力很厉害。

　　主持人：就是他目标定的很高，他只要朝这个目标奔，就算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很高了，这也是他的大学之道吗？

　　曲向东：这个我还跟他有一个对话，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哪怕实现了50%，但是也比你定一个很低的目标，然后你实现了它要好的多，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高的标准。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则，我说你害不害怕失败？他觉得他不怕失败，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定了一个高的目标，你失败的可能性自然就大，很多人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给自己定目标的时候怕自己失败，因此给自己定的目标就很低，或者说没有给自己一个什么高的要求，他实现起来也并不是很难。所以一般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怕失败，但他不怕失败。

　　主持人：而且我发现大家是不仅一方面有成就，有的大家很多方面都有成就，有没有问他是怎么分配这个精力，怎么获得这么多成绩的？这方面的问题有问过吗？

　　曲向东：这个问过，因为我们很好奇。

　　主持人：对啊，他怎么这么精力充沛啊？

　　曲向东：其实这里面我觉得这三个人多少都有点儿天才，是吧？严教授(笑)我们做《大家》做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人说成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或者1%的天才，但这1%真是少不了，这三个人都有点天才，但是他们都很勤奋，就是那99%一点少不了，那1%也少不了。刚才你开始之前问我做了这么多《大家》有什么感受，这可能是感受之一。

　　可能像朱经武也是，其实饶宗颐先生和金庸先生这两位也是表现非常好，金庸自己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讲故事这么好，反正我讲故事别人会笑，别人讲故事大家不笑，你说这是不是天才？然后饶宗颐先生从小对文化的研究就远远超过他同年的人。朱经武先生的胆识，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胆识。他说如果我这个时间想这个问题，我下一刻去想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切换，他说我可能还不如杨振宁先生，他有一次陪杨振宁出去，在路上他们俩还说话，但只要说话一停，杨振宁就拿出小笔记本写他的物理问题，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谈事，杨振宁先生又跟他谈事，然后一到机场就接着写物理学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做不到的。

　　主持人：他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而且调整的非常快。

　　曲向东：他说我跟杨振宁比起来我还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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