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被接走的小雨带出来很多求救纸条，上面大都写着家人的联系方式和“救救我吧”的呼喊。陈华曾给小雨父亲打电话，请他“先别告诉学生家长，我会好好整治的”，觉得陈华态度比较好，小雨父亲在口头警告后，没有马上告诉其他家长。几天后，在小雨一再催促下，他才给冯秋菊打了电话，可那时小志已经出事了。对此，冯秋菊并没有怨言，“不怪小雨他爸，孩子天天挨打，这事情也不是偶然”。

　　打人和坠楼事件让相关的父母自责失职。其实他们事先也做过一些了解，小雨的家长春节期间在电视上看到介绍徐向洋的节目，上网搜“行走学校”，发现石家庄、江苏、重庆都有，考虑到“在重庆有些朋友，也好有个照应，离家又远”，才决定送孩子到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冯秋菊花的工夫更多，上网搜索以“问题孩子”关键词搜索之，打电话询问了多家行走学校，先是徐向洋那里，对方答复已经招满了。之后是河北的一家学校，又担心“孩子很容易就跑回家来，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最后才找到了大东方。冯秋菊在电话里反复跟学校沟通了一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什么问题来，第二天就打电话问”。对方的答复是:“首先从体能上把孩子打垮，等孩子安静下来之后再进行心理教育，3个月后开始到贫困山区行走，同时进行历史教育，辅之以伦理教育。”这正是她想要的。

　　同样是寻找行走学校，曾磊却在他的实地考察中感受到了一些“怪怪的东西”。在重庆做记者的曾磊4月中旬为16岁的“问题”侄儿寻找类似的矫正机构，重庆有3家“行走学校”，曾磊挨个电话问过，决定实地看看规模最大的大东方，还想着能找简历上同样是记者出身的校长陈华打点折。他在学校没能见到陈华，却感觉到学校里教官和学生们之间“强烈的敌对情绪”。曾磊说他想象中的行走学校，应该是像军营一样，虽然方法严厉，但不是“敌我矛盾”。曾磊最后选择把侄儿送到了只有十几名孩子的另一所学校，因为校长康松让他感觉“比较实在”，“有爱心”。曾磊不敢把侄儿放在大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侄儿的脾气，他在大东方的话，我觉得迟早会出事”。他自己也讶异，几天后，就得知小志的坠楼事件。

　　“对立”不仅是孩子们的感觉。齐教官(化名)从部队转业后看到大东方的网上招工信息前去应聘，由学校的王顾问接待，对教官最主要的要求就是“部队上下来的，最好带过两年兵的”。但据他后来观察，很多教官根本没带过兵，“可能在部队被班长打惯了，来这里冲学生们发泄，体验一下当班长的感觉”。齐教官被告知，“在这里待一天算一天，今天来，明天走也行，照样发工资。试用期是一个月，底薪800元，看看能不能适应”。他后来才明白这所谓的“适应”就是“看教官能不能唬得住学生”，“本来就是些调皮孩子，有时候不打一下实在是管不了，但后来发现早来的老教官都打人，你不打的话就被孤立了”。教官打人，“校长陈华不可能不知道”，齐教官说“有几次，教官打学生的时候，陈华就在场”，“而且，有时候教官当着校长的面，打得更厉害，因为这样表示我能唬住学生啊”。

　　齐教官还发现除了打骂，有的教官“闲来无聊就捉弄学生”，“宿舍里连个电视都没有，晚上大铁门一锁，大狼狗汪汪叫，没有任何娱乐手段，教官们也不能出学校，闲来无聊，就拿学生耍”。没待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学校不对劲，“孩子们没有一个带笑脸的，满是恐惧的目光，夜里经常听到宿舍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很快，他就决定离开这里。他也感觉这里的教官“走马灯似地换”。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说，每个宿舍配备一文一武，“文”就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武”就是从部队下来的教官，但齐教官说，实际上后来并没有“文”，只有“武”。看到老教官们打人很厉害，新去的几个教官为此还跟他们闹过意见，甚至提出来“武力不能解决一切，不信我们就拉出一个班来做示范，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教育我们的，看看谁更有效”。结果，还没来得及示范，学校就出事了。

　　齐教官记得，在一次教官会议上，校长陈华说，“我们首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个商人”，可没说几句，又来了一句:“我们这类学校是全国收费最高的，3个月后，只要能把孩子安全交到家长手里，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2万块钱。”-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所涉及的学生全部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