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生活的另类版本

　　陈华一直对记者强调“行走学校的特殊性”。将那些家庭教育和常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约束的孩子汇聚到一起，会发生些什么，的确是个未知数。作为行走教育创始者的徐向洋也用“炸药包、火药桶、小雷管”形容过他那些“安静状态下的学生们”。徐向洋的方法是行走加惩戒。学生们先按计划长途行走拉练，辅以适度惩戒保证孩子们不敢脱逃，行走后，孩子们各有所悟，接下来才是其他的针对性教育。陈华的办学方案稍微有一些不同，他把徒步拉练放在3个月之后，避免“频繁脱逃”可能带来的麻烦。

　　在学校的宣传资料里，这3个月时间是“亲情隔离煎熬期”，军事训练和心理辅导双管齐下，帮助孩子们稳定情绪，认识自我。3个月里的具体生活状况，在小志坠楼后，校方的表述与同期学生们的自述相去甚远。部分退学孩子提供了一个“越狱”与“无间道”般的版本，而陈华极力反驳，他强调这些孩子的“顽劣”、“聪明”、“擅长撒谎”，“70%的话都不可信”。他的证据是坠楼事件后，仍旧“陆续有家长要把孩子送过来”，即便是教委下令学校暂停招生后，目前在校人数是“97人”，“退学的只有几个”。相比这位2006年底刚刚进入行走教育领域的投资者的话，选择相信自家孩子的家长看起来的确不多——如果沟通有效或信任存在，或许绝大部分的家长们也不会选择将孩子送来接受行走教育了。

　　小雨和小月算是例外，小雨被送来的主要原因是早恋，这个1.82米的14岁少年成绩并不差，他形容自己:“是块学习的料，就是有点爱玩，爱骑自行车去山里玩。”去年10月，正读初二的他谈了个女朋友，这让父母很担心。选择重庆，是“为了让他和那女孩分开，琢磨着可能去个远点的地方慢慢就疏远了”，此外他们并不质疑孩子的品质。相对让家长更头疼的是小月，这个去年11月底初三辍学在家的孩子并没有失去家长信任的原因，在他自己看来是坦诚，“每个女朋友都领回去给我妈看，从小即便做坏事，我都告诉她”。不过在校长陈华的描述里，他们的家长都被归属到“感性”一类，“被孩子的谎言蒙蔽了”。

　　小雨和小月是偶然认识的玩伴，都是北京人。两人在3月初的同一天入校，同样见识到了“下马威”。挨打的是小雨，原因也是顶撞教官——他说“我不在这儿，我要见我爸爸”，而小月补充的原因是，“让小雨理发，他不理，结果被堵在楼道里打了足足一小时，满脸是血”。小月再不敢同样为头发讨价还价，“理就理吧，要不然会被打死啊”。看到满脸是血的小雨后，他“头脑一片空白，心想跑也跑不了了，反正是监狱”。

　　小雨分到小志所在的207宿舍，小月在旁边的204宿舍。各自宿舍里都有1名教官同住。因为挨打，一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逃跑。小雨觉得宿舍里7个人，只有“重庆的不怎么挨打”，而“北京的打得最厉害”。入学第11天，小雨跟一个比他早去几天的老生商量逃跑，老生让小雨跑在前面。没有成功，被抓住后的小雨被“罚跪在地上抽耳光”，但他发现“老生却让教官拉到另一间屋里，跟教官一起抽烟”，小雨愤然，“原来他是奸细”。此后孩子们的叙述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奸细”的字眼。而小志也因此成为那阵子“学校里被打得最厉害的学生”，小志自己琢磨“大概是自己管不住嘴，有什么就说出来了，不能分辨身边谁是奸细，结果每次都会被告发”。后来吃高锰酸钾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老是被打得腰一直疼”。

　　小雨不再轻易相信身边的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找到了一个觉得可信的同学，合伙密谋第二次“逃跑计划”——晚上21点多，趁教官们在楼道里抽烟聊天时，用抹布垫着使劲拧窗子上的螺丝钉。害怕被发现，“每次只拧一两分钟，还要隔两天才拧一次”。只是螺丝钉太紧了，最后也没成功。小雨并不放弃，训练间隙反复观察逃跑路线，“后面肯定不行，有狼狗，正门也不行，当时看好了侧面的一堵墙，稍微矮点，想着如果有

出租车经过，就赶紧跳墙，坐上车就跑了”。有时候也会生出极端念头，“真想弄死他们也容易，趁夜里他们睡着的时候拿牙刷往脑门上一插……但是，又担心我们没有武器，斗不过他们”。他也被每天训练时教官的训斥所威慑，“我一个能打你们十几个，一拳就能把你们打晕”。

　　小雨突然开始被新任军训副队长赖飞所优待，“有一回我偷着抽烟让教官发现了，有赖飞在，他们都不敢动我”。后来，“别的教官基本都不打我，只有陈影打得厉害”，“因为他来得比赖飞早，又是特种兵，不怕赖飞”。离开学校后他才知道，这是赖飞以各种名目从他父亲手里得到了1500元钱之后的转变。可是被赖飞提拔成寝室班长的小雨多了一项任务——按教官指示打别的同学，这在小雨的父亲看来，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小志也是挨打人之一，坠楼事件后，冯秋菊想见小雨，但小雨一直不肯，“觉得对不住小志，我打了他”。不过小志并不怨恨，“我能理解，不怨他”。

　　小月屋里住的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每条内裤恨不得就上百元，其他都是学校发的，也就内裤能看出来穷富”。小月觉得自己是“最穷的”，因为“别人家几乎都有奔驰、

宝马，我爸连车都没有”。但小月并不羡慕他们，甚至也没有半点自卑，“他们都是靠老子吃，我不靠，我靠自己，相反会有些自豪”。除了偶尔说一下各自家里有什么车，同屋人最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以前所干的事，“因为大家以前干的事都差不多，很快就熟悉了”。于是，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就转变为“卖药、吸粉、倒车”，小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倒车怎么那么便宜，一辆保时捷GT2才7万多元，还中等配置，要是在北京，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元啊”。

　　小雨和小月在4月21日同时被家长接走，契机很“无间道”。陈华的说法是在一些意外事件后，他意识到了赖飞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并开除了相关的几名教官。没想到学校里“有奸细”，被开除的教官与“奸细”策划了里应外合的捣乱。他们策划的是鼓动学生在4月21日“集体暴动”。根据小月回忆，为了不打草惊蛇，采取了分头动员的方式，“靠谱的就一块说，不靠谱的就分开说”，计划是在吃饭的时候“起义”。结果还是走漏了风声，学校临时检查，把宿舍里所有能作为武器的东西，甚至是牙刷都收走，分开就餐，一个宿舍吃完了另一个宿舍再吃，计划失败。不过在“起义”前一晚，策划逃跑的教官给小月他们用手机，宿舍里的每个人得以跟家人通话。这次，父亲相信了小月，答应明天来接他。小月激动得睡不着觉，但其他同学泼他凉水，“你爸来了学校也不让见你，即便接走了也还会送回来”。第二天，小月真的被父亲领走的时候，他看到同伴们正在操场上训练，“一块望着我，我心里真有些舍不得他们，就冲他们挥了挥手，好在，前天晚上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小月叹了口气，“毕竟，我们一块挨打，一块享福”。“享福”就是“偶尔弄根烟，大伙一人抽一口”。

　　小月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重庆玩了两天，“这么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一块去了渣滓洞、白公馆，孩子们接受了一下历史教育”。小月父亲在电话那边略带调侃，他正在铁路上值夜班，不时有火车呼啸的声音传来，“其实，家里情况很一般，我跟他妈每个月都是两三千元的工资，上学的2万元，有1万元还是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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