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目的是打动读者

　　南都周刊：你的作品屡获国际大奖，今年3月你又入选英国老牌文学杂志《格兰塔》的“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你觉得作品的哪些方面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主要是意识形态还是文本意义上的？

　　李翊云：我不知道自己代表什么意识形态。我和我的朋友谈读书时从没有谈意识形态，我自己读别的作家时不会去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

　　如果有人关注我的写作是因为关注我的意识形态，那是他们的局限性，我并不为他们写作。

　　我觉得问题中的“西方”也是一个我不明白的概念，谁是西方的代表，美国？英国？还是爱尔兰？我的书在这些国家得了奖，评委中又有来自欧洲别的国家的作家学者，我很难想象这些人读书时会时刻将意识形态铭记于心。

　　我觉得写作是个很简单的事，我写个故事，目的是打动读者。但是读者若没被打动，或者因为我这个故事没写好，或者是不对这个读者的口味。

　　若是书出了，有人愿意买愿意读，有人愿意发我些奖，那么大概还是感动了一些读者吧。

　　南都周刊：你喜欢的作家有哪些？他们如何影响了你的创作？

　　李翊云：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爱尔兰的William Trevor，一个伟大却十分低调的作家。他生长于爱尔兰，成年后移居英国，今年七十九岁，出版过几十本

　　我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中，James Alan McPherson和Marilynne Robinson(他们两个都得过普利策奖)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不是写作风格的熏陶而是智慧的熏陶。

　　南都周刊：美国华裔文学近年似乎颇受关注(和以前相比)，谭恩美的作品销量不俗，而哈金的小说更是获得过全美图书奖，甚至有人认为你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模仿他们，你怎么看待美国华裔文学？他们的作品给予你怎样的启发？

　　李翊云：如果有人认为我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模仿谭恩美和哈金，我敢肯定地说这个人没读过我的书，也很可能没读过哈金的书。谭恩美是美国亚裔文学的先驱，但不是说所有的亚裔作家都要模仿她才能成功。哈金的文学传统是俄罗斯文学，我很尊重他的风格，我承认自己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比如说巴别尔)，但我更倾心一些古典沉静的作家，如William Trevor，John McGahern(另一位我喜爱的爱尔兰作家)，Iris Murdoch。

　　我怎样看待美国华裔文学？我从不想这个问题。我的肤色使我成为亚裔作家中的一员，但是亚裔作家的风格和白人或其他族裔作家一样风格多样。

　　南都周刊：《时代》杂志2006年2月介绍你的《千年敬祈》时，曾提及“前有高行健，今有李翊云”，“大陆最诚实的作家，写出最好的作品的必要条件”。你是怎么理解“最诚实”三个字？你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吗？喜欢哪些作家？如果不喜欢是因为什么？

　　李翊云：我不知道“大陆最诚实的作家，写出最好作品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写作是个很个人的事情，所以上纲上线的问题对我不大有意义，我也不大去想这些问题。

　　很惭愧对中国近十年当代作家的作品不是非常熟悉。出国前读过的作家中喜欢迟子建，王安忆，格非。现在因为不了解，没有资格说喜欢，更没资格说不喜欢。

　　南都周刊：对于许多移民作家而言(奈保尔、拉什迪、哈金等)，故国的生活经验都成为他们各自小说创作的灵感之源(哪怕是批评的灵感)，在写作时你如何处理你的中国生活经验？

　　李翊云：摘一段William Trevor关于他的写作感受：“因为我是一个小说作者，对我来说，作为爱尔兰人是复杂的。这种情况影响着其它的方面：国籍看起来是不相关的，是艺术的未知世界。然后，会突然发出声音，小说要坚持普遍性，相应地，(在写作上)坚持一定程度的狭隘与乡土观念往往能够很好地达到这一效果……写作是一个专业的活，因此小说作为最终的产品，它也会是很个人的。就像你所做的，你不能回避你自己。”

　　我想他的话也代表了我的感受：我尽量对我故事中的人物公平，不让他们成为我个人生活经验和观点的代言人，但同时我不会装作超越了我的过去，我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孙悟空(当然孙悟空也有他石猴子的过去啦)。我的中国生活经验和我的美国生活经验一样，是我揣摩和想象人物的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