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作家是解剖人性的作家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以英文写作的华人，之所以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同，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错误地刻画中国，对洋人卖中国货”，认为这是在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窥视欲的做法。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

　　李翊云：这种观点很正常，对我来说是噪音，不须理会。事实上，所有少数民族的作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批评。我的写作启蒙老师，James Alan McPherson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黑人作家，他本民族的部分读者认为他对白人出卖非裔群体；我的一个朋友是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作家，另一个朋友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作家，他们本民族的人也对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基于民族性而不是基于作品本身文学性的批评。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是读文学的人，是搞政治或运动的人，他们同样不是我的写作对象。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对这样的噪音没有心理准备是不可能写好作品的。

　　另一方面，我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说过，我不代言任何种族，任何国家。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情。我写的是我感受和关心的世界，如果有人说我错误地刻画中国，那是因为他所见所感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不同，他大可以写他的中国给人读。

　　南都周刊：有国外媒体用“解剖大陆”来形容你的作品。不翻译成中文，“不必要”，是否也有书中故事内容“被本民族误解”的担心？

　　李翊云：我不认为我在“解剖大陆”，但我想最好的作家是那些解剖人性的作家，也是我想努力做到的。既然我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大陆，是不是间接地解剖大陆就不是我知道的了。

　　不翻译成中文是否也有书中故事内容“被本民族误解”的担心？或许会有，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用非母语写作的过程中，会舍弃一些必须有中国文化背景才能深刻体会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本民族读者需要的。比如说，米兰·昆德拉书中很多关于性的描写并不是在写性，而是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曲笔，作者写得开心，读者看得有趣，其实都与性无关。有一次遇到一个捷克学者，他说在一九八九年Velvet Revolution(天鹅绒革命)后，很多东西解禁了，很多当年读昆德拉的快乐就不再有了。所以我说不必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如果让我用中文写这些小说，至少在语言上需要重新创作，所以觉得直接翻译是不可取的。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中，退休科学家到美国探望新近

离婚的女儿，却发现很难沟通。然而女儿不是不会沟通，而是用英语自由自在地与别人交流。女儿说，“爸爸，你如果在一种你从来不曾用来表达情感的语言里成长，不如学了另一种语言，用这新语言来说话，反而容易些。你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这里是否有托物言志之意？用英文而非母语写作，对于你来说，是否更容易表达情感？你是否因为用英文写作，而“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李翊云：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没有用中文创作的经历，一开始写作就用英文，确实现在觉得用英文表达更容易。但你引用的话出自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和我本人没多大关系。我也没有因为用英语写作便洗心革面成了个新人。我想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作者等同起来是很危险的，否则写谋杀写暴力的作家不是要被送上道德法庭了吗。

　　南都周刊：写作为生在哪都不是容易的事，说说你目前在美国的生活状况。你在写第二本书，那会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李翊云：写作的确很不容易。我的几个好朋友在纽约打拼，很辛苦。我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出了书，得了奖，找到教书的工作。现在我在旧金山湾区的Mills College教小说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学生是高年级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和专攻写作的硕士生。

　　我的生活也很简单，教书、写作、相夫教子。我和我先生有两个男孩，我除了写作之外，很大的一部分生活理想是给我两个孩子创造安全宽松的成长环境。作为作家，有时也要当个公众人物出外活动，不过我觉得那不是我兴趣所在，所以更喜欢在书房里和已经过世的好作家交流，不用化妆穿不舒服的衣服，也不用担心这些名家笑话我这个后生晚辈。我现在在写第二本书，是一本

长篇小说。能说的只有这么多，毕竟得把书写出来才能够有资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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