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谈基本法

　　谈基本法：

　　大陆法系普通法系“碰头”

　　作为立法会的主席，范徐丽泰对回归后两地的法制体系碰撞有着深切的体会。10年中，两法“碰头”没有碰出“一头包”，却在实践中碰撞出不少有益的思考和完善。她对这种“磨合”的前景有着相当客观又宽容的心态，并认为这种前无古人的实践将来有可能进入法律研究者的视野。

　　记者：两种法系之间的磨合，会更多地出现在某个领域吗？对香港是好是坏？

　　范徐丽泰：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会有这种磨合，我们无法预计。可是这个过程会使我们对《基本法》的认识和理解更深刻，也使我们对自己的普通法系有一种反思。它们碰上了头，会互相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是良性积极的，这种磨合等于对两种法系都是丰富的过程。

　　谈政职：

　　“不觉得有‘角色冲突’”

　　一边做立法会主席，一边做人大代表。无论在哪个角色群体中，她都是最特别的一个。回归以来，范徐丽泰在两种角色之间似乎游刃有余，其实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某种平衡。在明眼人看来，这位香港政界要人10年来的谨慎平衡正如一面镜子，映射着“一国两制”最具体的实践。

　　记者：回归后您同时担任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和香港立法会主席是否有角色冲突？

　　范徐丽泰：我坚持认为人大代表和立法会主席两个角色没有冲突。人大代表的工作是监督政府和立法，大多数情况下监督的是中央政府，立的法律是内地的法律。所以，在这方面，你看不到直接的角色冲突。

　　谈人生：

　　“评上NO.1好老婆很奇怪”

　　一名香港女高官，一名在政坛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却同时荣膺“第一好老婆”的称号，这种矛盾被奇妙地统一在“根本没时间做家务”的范徐丽泰身上。2004年是她悲喜交加的一年，就在她成功连任立法会主席后，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却因肝癌去世。那一周的立法会常规会议上，范太一袭黑衣平静如常。

　　记者：作为一名女性政治人物，2006年年底，您却被全香港的市民评为“NO.1好老婆”，您在家里会做家务吗？

　　范徐丽泰：被选上，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事实上我的先生在2004年就已经离世了。也许大家觉得他在世时我们感情好，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捐过一个肾给自己的女儿。在家里，丈夫对我很包容；除了子女，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了。说到家务，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做家务的自觉性(笑)。我和婆婆一起住，家务都是她管的。她已经85岁了，但是她很能干。

　　记者：如果可以退下来享受人生，您最想做什么？

　　范徐丽泰：我很喜欢旅行，特别是自己驾车旅行，我小时候的志愿是做个货车司机。今年春节我还和婆婆、小姑3个人开车去海南岛玩了10天，8个小时我和小姑每人开4个小时。路上有人认出我，认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合个影。

　　范徐丽泰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1945年生于上海，1949年随家迁居香港。196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理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香港大学人事管理文凭。1973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从1997年1月至今，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主席，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立法会主席。第九届和第十届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手记

　　不喜欢被称为“女强人”

　　坐在我们面前的范太，嗓门很大，声音洪亮，流利而抑扬顿挫的普通话让人诧异又敬佩。作为一名政界女高官，她喜欢穿着深色西装，但也不忘优雅，一枚亮晶晶的蜻蜓胸针别在胸前。

　　她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采访时端坐着，左手轻轻地搭在右手手背上，一块白色的胶布从手指缝隙间露了出来。“手肿了，这是缓解痛楚的。”她一边解释着，一边迅速又悄然地撕下胶布，塞在沙发角落里，不让其在镜头前露出来。

　　早就听闻她快人快语，想不到是如此干脆利落，而且不回避任何话题。她的语速很快，对问题的领悟力惊人的强，多年在立法会上唇枪舌剑的经验让其思路逻辑异常清晰，我们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的话语几乎可以直接成文。印象更深的是她的严谨，说到当年一位人权组织成员批评她的英文单词“pathetic”想不出准确的中文表达，立刻找来辞典，现场和记者一起翻看，并自嘲“冷血”。

　　如果说在与这位政界名人对话之前，我还觉得她的从政经历多少有点传奇的话，见面之后我的所有疑惑就完全打破了——只因她说，不喜欢被称为“女强人”，“‘强人’就‘强人’，为什么要加个‘女’字？”

　　文/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邱瑞贤、李颖 图/记者张伟清

　　责任编辑：沈 倩 美术编辑：万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