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高考阅卷背后：老师遇偏左作文不敢打分

　　南都周刊记者 陈江 北京报道

　　1977年，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邓小平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包括570万考生在内，千万人从中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

　　2007年，于高考而言却似乎有了某种巧合。这一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约570万，几乎就是30年前的考生人数。

　　3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以让人们审视一项制度的优与劣。从命题，到组织考试，再到阅卷，中国高考制度屡经变革，逐步向着规范、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尽管后来非议缠身，但几乎没有人认为，高考制度必须废除。然而，30年间，人们也似乎看到了分数在其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一分之差，榜上榜下。”当高考被等同于分数，分数异化为一根决定性标尺时，应试教育背景下的高考阅卷评分，偶然性似乎意味着更多的悲剧。

　　30年间，从手工阅卷到网上阅卷，从毫无经验到建立一套相当规范的阅卷制度，经历了多少人的努力？评分标准公正与否？阅卷过程是否遵守了程序公平的原则？阅卷人又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如何解决标准答案与学生个性发挥之间的矛盾？在这30年，有多少阅卷的内情我们并不知晓，而无论公开与否？

　　1977年，政治不再左右阅卷“恢复高考、回北京、判卷子”，1977年下半年接到的通知，让下放干部赵丕杰看到了人生命运被改变的曙光。

　　30年再回首，75岁的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赵丕杰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30年前曾经一起阅卷的同事们了。曾经窝在小旅馆里阅卷的那群朋友们，随着回乡返城、工作调动、拆迁改造甚至生老病死，早都断了音信，而30年前那场高考留给赵丕杰的除了一本作文精选外，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模糊的记忆。

　　无可否认，不仅仅是学生们，包括赵丕杰在内的所有阅卷老师乃至所有中国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30年，命运都被改变，而且这改变来得如此剧烈。

　　曾经的那个年代

　　1977年，当北京市延庆县永宁中学的领导找到语文老师赵丕杰，并宣布组织上安排他完成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高考阅卷时，赵丕杰的身份还是一名下放干部，而且在当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右派分子。

　　在赵丕杰的记忆中，粉碎“四人帮”并得到平反前的20年里，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着下放劳动，一直到他成为一名阅卷老师之前，这种状况都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被割裂开来。

　　1932年生的赵丕杰在20岁的时候就报考了

北京大学，在当年由北大自主招生的考试中，赵丕杰从两万六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的600个佼佼者之一。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少年得志的他当时一定想不到，他的一生将和高考扯上莫大的关系，而这份缘分也让他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仅仅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三年后，尚未毕业的赵丕杰因为“革命需要”，被抽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处工作，未完的学业让路给革命工作，而这一让，赵丕杰就再也没能以学生身份回归校园。

　　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全国政治气氛逐渐紧张，不管自愿与否，政治运动将大多数人裹挟其中，赵丕杰也不能例外。从团市委调派到北京市教育局工作的赵丕杰由于敢说敢想实干，很快受到重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

　　然而，经常说真话、直话的赵丕杰很快被“注意”。曾经因为不满教育局内部一些人对旧政府留用人员颐指气使，赵丕杰批评过政府的统战工作，认为有一些人对处在高低不同职位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分别对待，是“统上不统下”，这就给赵丕杰埋下了祸根，之后又由于发表不满运动中过分批斗给无辜的人造成伤害的言论而惹祸上身，1957年，仅仅25岁的赵丕杰被划为教育系统内的“右派分子”，并被下放到农场“改造”。

　　从国家干部忽然之间变成赤脚的农民，赵丕杰坦言，曾经的自己对于返回城市工作不报任何幻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种好自己那几块水稻。

　　被下放到北京郊区长阳农场改造的赵丕杰每日以种田、写检查、做思想汇报为主要工作，“文革”开始后，赵丕杰更是放弃了一切幻想，准备扎根在田地间做一名称职的农民。“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支笔，将来能不能用不好说，但至少我不能自己放弃。”抱有这一丝希望的他，每天把写检查当作练笔的唯一途径，以此保有着自己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最后一份尊严。

　　在农场改造10年之后，已经把种大米、赶马车做得有声有色的赵丕杰又被下放到延庆县永宁中学当语文老师，但这对他来讲，不啻为一种人生的转变。“虽然都是下放，但这回身份是下放干部，待遇就不同了。”在赵丕杰看来，此时的自己已经可以和大队书记“平起平坐”，对于被改造已久的他来讲，已经是件大好事。

　　然而，粉碎“四人帮”1年之后，1977年下半年，当赵丕杰和另外一名同事被通知回京参加高考阅卷工作时，赵丕杰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恢复高考、回北京、判卷子”，这让赵丕杰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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