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变的命运

　　10年文革的伤痕，在1977年的高考试卷中被展现出来。

　　阅卷过程中，赵丕杰看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答案，但他笑不出来。“这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他记得，一个题目为什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学生的答案竟是蒋是蒋介石，宋是宋江，孔是孔老二，陈是陈伯达。“很多人把它当作笑柄。其实我听了以后心里是很沉重的。”他说，“只有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才能做出这样的回答，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蒋介石是反动派。讲宋江因为批水浒，宋江是投降派。为什么知道孔老二，就是批孔老二。为什么知道陈伯达，就是批陈伯达。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所以做这样的回答。”

　　这样的答案让赵丕杰沉重不已，而在整个阅卷过程中，赵丕杰也因为这样那样的答案重复着这样的感动和自我感动的过程，往往和一些作文产生共鸣。

　　在赵丕杰审阅的一篇高分作文里，一位参加高考的代课老师这样写道：“……其中两个同学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一个同学的字我几乎看不出什么。当我念到‘江河’一词时，只见他在黑板上划了三个歪歪曲曲的竖道。我问他这念什么，他红着脸半天不说话，我一再追问他才说，我不会写，这是代号。我这才明白那些认不出的字都是代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笑声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我厉声喊道：还笑你们！……”

　　遇到这样的作文，感同身受的赵丕杰主动手抄下来，希望带回去给自己的学生们当作范文，而他发现，不约而同的，很多阅卷老师也在手抄这样的作文，据后来统计，北京市一共3个考点，老师们抄下了150篇这样的优秀作文。这让赵丕杰产生了集结优秀作文出版的想法。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个想法，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阅卷当中，赵丕杰向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的负责人刘全力提出建议，编写这样一本书，得到了后者的同意，北京出版社派来人民大学的教师张政作为责任编辑，在后来的编写过程中，刘全力和张政分别向各自单位保荐了赵丕杰，在这本名为《作文选评》的小册子出版后，两个单位都向赵丕杰所在单位要人，这让早就做好扎根农村的赵丕杰喜出望外。

　　“我当时就打算，我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瘦弱，以后老了也干不了重活了，怎么养活自己？我就自学了中医、针灸，我在后来下放的地方远近闻名，四里八乡都来找我看病，我就打算着就这么扎根下来算了，能做个有用的人，认真给大众服务，但真的没想到能有机会回去北京。”

　　通过高考阅卷以及后来将优秀作文集结出版，赵丕杰寻到了返城的路径，一番曲折之后，他终于被调到北京市师范学院分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而很快，他得到了平反，带了20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

　　“可以说，高考阅卷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赵丕杰如是说。

　　1978年，当赵丕杰再次参加高考阅卷时，他已经将要成为一名大学教师，阅卷地点也改到了

　　1980年代初，中央落实政策，给曾经因为参加革命工作而半途肆业的大学生发放毕业证，已经离开校园30年的赵丕杰拿到了被他自己戏谑为“贴着老头照片”的大学毕业证。而他说，在过去的30年，两次高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阅卷标准不是在鼓励自由发挥

　　华南师范大学的王老师刚刚参加完今年的高考改卷。走出那一排教室，王老师显得如释重负。如今的高考改卷，都在电脑上进行，不再面对试卷，所以改卷室并不那么戒备森严，而是井然有序，老师们在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打电话，大家就像正常上下班时间一样地每天工作。

　　王老师改的是政治试卷，他的阅卷感受，和许多参加过高考阅卷的人相似。他改的是简答题，但别看这样的题目似乎是主观题，其实有客观标准答案。考生只要踩中答案中的考点，即便写得再不成句子也都能得分，否则就是写得再漂亮，也拿不到分数。

　　以下是王老师的自述：

　　其实现在阅卷已经很客观公正了，从操作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我们会进行两天的试评，试评的作用主要是大家统一一下标准，培训一下没有参加过阅卷的老师，试评的卷子全部都不算数，要重新评的。人员结构上，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和研究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吧！

　　当然，我们也在提，增加人数和时间的问题，阅卷时间充分一些，会好些。至于阅卷的标准，当然是适应应试教育的，而不是鼓励自由发挥的。我一天评四五百份卷子，也不算很多。速度特别快的，会被抽调去复查，因此实际上阅卷过程中还是严格控制时间的。我们每天上午从八点开始到十一点半，下午是两点半到五点半，一共工作了五天，报酬是1500元，实际上也不多。对我来说，这是任务，学校每年都会安排大学老师参与阅卷，所以也无所谓报酬多少。 (彭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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