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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阅卷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9日12:21 南都周刊
作为延庆县阅卷教师的副领队，45岁的赵丕杰带着20多个中年骨干教师回到了北京市，这是他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而他也知道，曾经的高考也已经中断了10年，这次的高考，将是所有人的一次机会，也包括他自己。 赵丕杰被安排到和平里一家小旅馆中，他被告知，这里将是他们今后一段时间“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赵丕杰和另外19个男老师入住旅馆内一个像教室一样的大房间，睡的是上下铺，赵丕杰睡在上铺。每天一早他就带领大家领取当天要阅览的高考试卷，而晚间要如数交还，缺一不可。“我们开会都是坐在各自的床上，我站在桌子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人，大家就在床之间高喊着讨论阅卷问题。” 作为阅卷流水线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赵丕杰以及一众老师负责的是高考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部分，“作文阅卷和其他科目或是题目有本质的不同，它没有一个精确的评分标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持阅卷的和参加阅卷的老师又多数没有经验。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老师看，可以给出区别很大的分数来，这样就会影响考生的命运。”他回忆说。 历经20年的沧桑，赵丕杰以及很大一部分阅卷老师对于人生的命运流转感触甚深，当他们面对决定别人命运的机会时，责任心、同情心、使命感让他们选择了最为认真的阅卷方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考生因为我们的误判而失去可能的幸福。”赵丕杰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执着。 因为高考的断档，高考阅卷的经验也同时断档，因此，1977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阅卷是从讨论会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就花了好长时间，大家在研究评分标准，选出几类文章叫做标杆，这样的文章就是一类文，那样的文章就是二类文，然后经过大家反复的讨论，最后使所有人统一了认识，这样就尽可能地使评的分数和学生作文的实际相适应。”赵丕杰回忆说。 反复的讨论让阅卷工作进入了马拉松式拉锯战，根据赵丕杰的回忆，当时作文阅卷工作以2个老师为一组，轮换着朗读每一个学生的作文给另外一个人听，之后二人再商量评分，整个过程历时很长时间。“太枯燥了，每天大家都在小声朗读学生们的作文，哪怕是只写了三四行，错别字一堆的文章，我们也要争取打出合理的分数。”为了抓紧时间，阅卷老师们提议取消中午步行到临近的化工大学吃饭的规定，在小旅馆开火，“每人就几两米饭，一份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判卷子，也没有任何报酬，但大家都把它看作政治任务认真对待。” 在那个年代，政治正确也成了作文好坏的一大标准。赵丕杰记得，阅卷过程中，一个文笔非常好的文章因为思想“极左”让阅卷老师们犹豫不已，那时，文革以来的极左思想已经被打倒，在政治上已经是“惊弓之鸟”的老师不敢给这篇文章一个分数，但又不愿意耽误这个可能的高分作文，此事被逐级向上反映，直到某位北京市领导发话“没有关系”，老师们才敢按照普通作文标准打分。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作文写的一塌糊涂，高喊了几句打到四人帮的口号就给某篇文章高分。”很多考生在作文部分写上了动人的话语，祈求阅卷老师高抬贵手，原因往往是四人帮害了他们，“这种作文也要讲原则给0分，不能政治正确就忽略了判卷标准。”赵丕杰说，“我告诉组里的所有老师，作文要舍得打高分和低分，好的给80分，就写个两行的给60分是绝对不行的，要反映出档次的差别，拉开分数。” 1977年，北京高考语文作文阅卷在所有科目的阅卷工作中最后一个收工，所有试卷阅完已然是深冬时分，历时半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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