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长制造安徽第一税案始末

　　一个曾当过列车长的铁路职工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网罗亲戚、朋友、同事注册了4家公司，表面上销售煤炭钢材， 背地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涉及全国11个省的400余家公司，目前已查实虚开发票金额达两亿多 元。

　　特约撰稿周瑞平

　　分别羁押在巢湖市多家看守所的9个同案犯，先后接到了安徽省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主犯“大老板”高国伟被判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8人各得其咎。这起公安部挂牌、有“安徽第一税案”之称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终于告一段落 。迄今为止，和高国伟案相关的已有3宗案子做出终审判决。

　　让亲友出任公司经理

　　高国伟17岁高中毕业后进铁路当列车员，跑了几年便成了列车长。过了两年，他觉得车长太辛苦，稍加“活动”便 坐上了蚌埠列车段劳服公司淮南分公司经理的位置，管着车站边的旅社、小工厂。最重要的是，高国伟成了老板进入了商界， 在煤城淮南结识了不少煤炭生意人。

　　1998年劳服公司被蚌埠列车段整合后，高国伟虚挂着副经理的头衔，自己跑单帮贩卖煤炭。据高国伟自己说，挣 了不少钱，唯一感到有点不方便的是，因为自己没公司，有的单位买了煤后索要

增值税发票，他只好四处求人开票，除了按票 面交税外，还要交一笔管理费。“特划不来，有时候这票一开，一趟生意就没什么赚头了。”高国伟从那时起想自己开家公司 ，省得求人开票。

　　2003年7月，高国伟来到

巢湖市，就鼓动退休在家的老岳父一起办个公司，由他出资50万元，用岳父的身份证 注册成立了巢湖市天利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利公司)，力邀岳父出任总经理、法人代表，休学在家的小舅子任董事长， 加上高国伟从淮南带来的“小弟”郁树新，聘了一个会计，共5个人。他盘算着如何利用领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财。

　　淮南人贾昌松(另案处理)原先在高国伟家门口开饭店，跟高很熟络。得知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既轻松又来钱，便到离 家不远的长丰县开了“海兰”、“神华”两家公司，专事发票买卖。他向江苏、安庆的多家公司卖出大量销项发票后，需要进 项业务来摊平，便找高国伟帮忙。高国伟先后虚开了39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总计509万余元，卖给贾昌松的两家公 司，在长丰县国税局申报抵扣了税款。

　　王胜和高国伟从小住一个大院，2004年3月，一直想做大生意的他在淮南街上遇见派头十足的高国伟，便要高“ 拉兄弟一把”。高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高国伟带着王胜飞往深圳，王胜带着高在一神秘女子手中开来10张税金12万余元的北京发票，高觉得王 胜本事不小，叫他办个假身份证回去一起开个大公司。

　　回去后，王胜花了300元轻松办了两个假身份证。

　　天利公司开张半年多，高国伟老说亏本，岳父总经理、小舅子董事长的主要业务是抹桌子扫地，虽每月有数百元工资 ，但没被重用还是有些不开心。高国伟决定再办个公司。

　　2004年4月，高国伟叫王胜拿着假身份证设立登记了巢湖市飞鹏商贸有限公司(下称飞鹏公司)，由王胜出任法 人代表、总经理，答应每个月给他1000元工资。飞鹏公司的主要业务依然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卖，主要客户也是原来开 饭店的贾昌松，先后开了111份给海兰公司，税款计144万余元均被海兰公司申报抵扣。

　　卖出那么多发票后如何抵扣销项税额？高国伟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60多岁的张廷发是个从事钢材购销的钢材 贩子，高国伟要张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到他所办的公司，并约定按票面价税总额4%左右的价格付费给张。张廷发先后从河 南商丘、安徽合肥、阜阳等35个企业共虚开200多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高国伟的公司。精明的张廷发也从高国伟的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票面价税总额的2%付费给高，转手翻倍卖给上海一家公司。

　　王胜出任飞鹏公司总经理后，频频接受“员工”高国伟的指派，远赴甘肃、陕西等地，从一个煤贩子手中买回了甘肃 省平凉市一些单位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款达188万余元，交由高国伟在巢湖市国税局申报抵扣。

　　伪造铁路运输货票

　　高国伟的公司卖发票的业务越做越大，客户从省内发展到省外，他感到从张廷发那里或派王胜买票回来，成本太高。 他偶然得知铁路运输货票可以抵扣税款，便从西安带回样票，在淮南郊区找到了一个小印刷厂。50多岁的厂长杨开胜，原先 在国有印刷厂干了20多年，曾管过税务发票的印刷业务，下岗后一个人开个小印刷厂度日。正为没业务发愁，见大老板高国 伟送业务上门，二话没说就答应可以印刷。

　　杨开胜只有一台老铅印机器，而货票要用无炭纸胶印又要印号码，他便带着纸张和油墨找到刚买回一台胶印机的同学 朱国，自己动手印起来。朱国疑惑地看到印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的货票，杨说是铁路上的老朋友的，朱国就指导他怎 么印刷号码。

　　高国伟拿到铁路运输货票后，在街头花了1000元刻了“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及下属货运站的10个印 章。然后，他敲开了住隔壁的常林庭的家门。

　　常林庭在铁路上的一家公司任财务主管，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脑。高国伟要他帮忙打些票，说是多开些票可以证明自己 公司的生意能力，接下去可以做大买卖。常林庭答应下来，高国伟把要开的内容写在纸上，趁着周末单位没人，看着常林庭用 电脑在铁路运输货票上填上收、发货公司，货物内容、起讫站名、公里吨位价格等，自己盖上印章。常林庭填票技术高，如果 填错了，高国伟也全带走，离开时又把电脑上的记录删除。

　　第一次叫会计拿着伪造的铁路运输货票去税务局认证时，很容易就通过认证，抵扣了税款。高国伟放心了，先后3次 叫杨开胜、朱国为他制造铁路运输货票两万余份。高国伟开始时叫常林庭填写铁路站名都是真实的，见认证那么容易，就开始 在铁路货票上胡编乱造站名，起始地有“郑州大柳塔”、“郑州府谷”等，到达地有上海、苏州、淮南、无锡北等，后来经郑 州铁路局证实根本无“大柳塔”和“府谷”两个站名。

　　常林庭为高国伟虚开非法制造的铁路运输货票多达1.3万余份，税款总计1046万余元。高国伟念常林庭开票辛 苦，送给他8500元。

　　高国伟共为自己的公司虚开铁路运输货票1万余份，税款达846万余元；为贾昌松的公司虚开货票2472份，税 款199万余元。开始时高国伟还是卖给贾昌松，后来就索性白送了几大本铁路运输发票给他。

　　再开两家大公司

　　天利、飞鹏两家公司靠卖票敛财，高国伟一夜暴富买起了轿车房子。2004年10月，高国伟将天利公司注销，想 金蝉脱壳。但不久就发现，只有飞鹏一家公司不好操作，决计另起炉灶再大干一场。

　　2005年初，高国伟来到合肥列车段摆阔，原先在他手下当乘务员的雷一鸣(化名)见到高国伟一副大老板的派头 ，希望投靠他干番大事。高国伟设宴款待昔日同事，在酒桌上商定由他投资在合肥办一家贸易公司，并且爽快地答应有合肥户 口的雷一鸣出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第二天，雷一鸣带着加盟进来的一个同事租下了办公用房，高国伟付了3个月房租，又甩 出一笔钱购买办公用品。

　　他们来到一家代办公司，提出要办个注册资金500万元的公司。代办公司的经理说可以帮他们办理虚假出资的手续 ，但要一定的手续费，又直接帮他们搞了两个外地人的身份证，说这样就是招商引资来的，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

　　2005年1月10日，高国伟向代办公司支付了2.5万元手续费，拿到了用雷一鸣身份证在合肥登记的安徽顺合 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顺合公司)的所有证照。1月29日，高国伟又用施传保(另案处理)的身份证在巢湖设立登记了巢湖市 恒久物资有限公司(下称恒久公司)，注册资金也是500万元。

　　一开始，顺合公司领到的是万元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高国伟嘴一撇说：我们是做大生意的，赶快申请10万元版的 ！

　　税务局说必须有购销合同，合同还要经过公证。高国伟就叫雷一鸣和王胜一起带着公司的章，到无锡和一家公司签了 份百万煤款的合同，回来花了500元办了公证，不日便领到了10万元版的发票。

　　雷一鸣和他的同事每个月都能从高国伟那里领2000元薪水，可呆在办公室里总是无事可做。

　　高国伟一边把飞鹏、恒久、顺合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卖掉获利，一边让自己的3家公司“互做生意”互开进项 票。为了掩人耳目，高国伟4个公司共计实缴税款107万余元。王胜说：“飞鹏公司纳税最多，差点受到税务局的表彰。”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高国伟的4家公司如此猖獗地开票卖票，难道没遇到一点波折？

　　早在2004年3月，巢湖市国税局稽查局就发现，高国伟和王胜在深圳买回来由天利公司拿去抵扣的10份北京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失控发票。天利公司被罚了税金12.9万余元、滞纳金1299余元。

　　高国伟感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查到大不了罚点款，可以再赚回来，变得有恃无恐。

　　2005年12月，税务局工作人员又对飞鹏公司查账，发现大量运送煤炭的铁路运输货票到站都是无锡，便提出要 去无锡看货场。高国伟很从容地为王胜租了一辆面包车，自己先到无锡，用电话遥控王胜带着税务局的人到无锡火车南站附近 的一个煤厂转了一圈，就蒙混过关了。

　　铁窗里的

　　感慨意味深长

　　法院最后认定，高国伟为牟取非法利益和掩盖其罪行，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通过其设立的天利、飞鹏、恒久、 顺合4个公司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制造并为自己和他人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另外还介绍 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累计税款2332万余元，实际被抵扣税款857万余元，在侦查终结前共挽回损失652万余元 ，尚有204万余元无法追回。

　　迄今为止，和高国伟案相关的已有3宗案子做出终审判决。除高国伟被判死缓外，张廷发、贾昌松被判无期徒刑；另 有10人被处15年至3年不等的刑罚。甘肃华亭煤业集团被当地国税局追缴税款、罚款及滞纳金等共计305万余元。宣判 后，5个被告人在铁窗中感慨万分。

　　高国伟说：“总以为卖发票最多罚点钱，知道要坐牢，打死我也不干啊，又不是没工作没饭吃。”他还说：“最对不 起的就是常林庭这个朋友了，是我害了他。”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高国伟改变了我的下半生。”常林庭得知自己被判15年后叹着气说。

　　“高国伟是挖了个火坑让我往里跳啊，害惨了我的下半辈子。”被判了13年的王胜愤愤不平。

　　“我总共不过挣了高国伟1000元钱，100元坐一年牢。年轻时下放生产队，到老了还进劳改队，这是天意。” 为高印刷铁路运输货票的杨开胜被判了10年，他唉声叹气，“我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成了淮南市印刷行业天大的笑话。”

　　“我只是把机器借给杨开胜用了，帮他对了对号码，收了他400多块钱，后果就这么严重吗？”朱国满脸疑惑，安 徽高院终审把他的刑期从9年改判为7年，这是非法制造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数量特别巨大)的起点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