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产品的非正常死亡

　　林祥峰的这场两告环保总局的诉讼，肇始于4年前温州那场著名的海产品非正常死亡案。

　　温州龙湾区濒临东海有一块约六千亩面积的滩涂，6年前，温州一家名为好村庄公司的国企，承包了该滩涂后，又发包给100多户农民从事海水养殖。林祥峰就是这100多户中的一位，他回忆当时的养殖形势喜人，“一只文蛤苗清明时分放进去，一轮潮水涨一圈，不到中秋就可以上市。”

　　但这种好景持续了不到2年。2003年开始，六千亩养殖场的海产品不时发生死亡现象，到2004年3月，突然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死亡，彻底结束了承包者们此前借养殖生财的梦想。林祥峰承包了100多亩水面，他回忆当时的惨景，犹如梦魇：文蛤、花蛤、青蟹几天之内纷纷浮出水面，每天都是白花花的一片。

　　龙湾区海洋渔业局局长吴向斌见证了这一幕，并在事发后和省市两级海洋环境监测专家到现场做了检测，确认这是一起海洋养殖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事件。随后的协调会上，龙湾区政府迅即给养民们发放了每亩900元的生产补偿资金。

　　然而，接下来的原因追查，却令当地政府和养民双方产生严重分歧。养殖户认为，这绝对是由污染的海水引发的环保事件，因为在这个俗称“六千亩养殖场”的周围，存在大量工厂企业的排污口；政府却坚持说，这是一起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而究竟是否由污染引发，“专家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事情”。吴向斌说，因为其中可能有生产本身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养殖技术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有可能太平洋流过来的海水也有，我们很难讲是哪个地方的水质的问题。”龙湾区政府一位分管副区长，这样回答养民们的质疑。

　　养民们后来从舟山请来了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海洋环境检测专家刘士忠，对六千亩养殖场做了为期一年的环境监测。刘士忠证实，检测结果表明当地水质已经属于四类水质，这个曾经的养殖示范区已经不适宜继续养殖。

　　与龙湾区相邻的温州濒海经济开发区指挥部出示的一份文件，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这份文件写道：“所有企业(包括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排放的工业污水和居民生活污水都直接排入塘河。重点污染企业有：钢业(拉管)171家、化工13家、造纸6家、合成革43家、革基布1家、电镀73家，日排放污水不少于10万吨。这些企业污水绝大部分是没经处理排入到塘河。塘河水系是一个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所有塘河河水都经过从蓝田到老鼠山19.1公里堤塘的5个水闸排入外海，都是流经养殖场的进水口的。”

　　不过，政府方面始终认为，即使海水有污染，要确证污染和海产品死亡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显然还缺乏证据。

　　事实上，争议的核心，直指异常敏感的补偿金额。按照养民们列出的单子，包括直接损失、前期投入、误工费用等，平均每亩应补偿近2万元。政府方面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实际损失，也超出了政策平衡和综合考量下政府能承受的限度。

　　在最初的一轮上访和随之而来的协调后，养民和政府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养民开始寻找法律上的出路，政府也开始疲于应付这种翻来覆去的上访和协调模式。

　　“后来我们的态度也变了，我们也鼓励那些对补偿款不满的养民提起诉讼。在这个意义上，养民和政府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龙湾区那位分管副区长如是表态。

　　一场长达3年的连环诉讼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至今未了。

　　从温州到北京

　　这场诉讼，一开始就差点陷入僵局。如果不是宁波律师袁裕来的介入，养民们相信，这个案子决不会打到北京去，更不会两番将环保总局推上被告席。

　　是告排污的企业，还是告负环保职责的政府？温州本地律师大多不愿接这个棘手的案子。林祥峰开始去外地请来一个海商法律师，准备告六千亩养殖场周围上千家排污企业。在袁裕来看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高昂的诉讼费用不提，上千家企业要一一取证，令人望而生畏的繁琐诉讼程序，足以拖垮养民的耐心和财力。

　　袁裕来是专打行政诉讼的律师，他在其博客首页上稍显自大地自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同时又故作谦虚地表示，“欢迎对此提出异议”。他堆在办公室的四本行政法专著和不苟言笑的作风，取得了养民们的初步信任。“那些书里，都是一个个他打赢的官司啊！”林祥峰说。

　　在支付了数额不菲的律师费后，袁裕来承诺在一个月内启动行政诉讼，并真的在随后一个月里先后把龙湾区和相邻的滨海经济开发区两家环保机构和工商局告上了法庭。打这4个官司，是因为他去这些机构查阅环保资料和工商登记档案而被拒绝。

　　4个知情权官司都以袁裕来胜诉或者调解告终，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证据。这次牛刀小试也让林祥峰等大为折服。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袁裕来发现这些工厂大多拥有政府颁发的环评合法执照。此时已是2005年的7月，当将两个区的环保局推上龙湾区法院的被告席、要求法院撤销环保局颁发的环评批文后，踌躇满志的袁裕来和林祥峰开始等待法院的判决。

　　但接下来的遭遇，却远出乎他们的意料。

　　判决很快下来了。法官认为，养民没有资格跟政府打这个官司，因为他们承包的养殖水面，是从国企好村庄公司分包的。

　　政府鼓励打官司；法院却说，你们没资格打官司。这一局面让养民们泄气不已。“搞来搞去，连诉讼资格都没有！很窝囊的。”林祥峰回忆起那段令人悲伤的日子，说当时的感觉是一大堆人聚在一起，争吵不休却无路可走。

　　一部分丧失信心的养民，开始走回上访的老路。

　　转机从养民们偶然发现的一份文件中出现了。那是六千亩养殖场附近的濒海经济开发区成立之初，浙江省环保局下发的65号审批文件。在这份文件里，省环保局明确提出工业区建成后要进行环保验收，并要求当地政府对原来的养殖功能重新作出区位规划调整。这也就是说，在这块地方，办企业和搞养殖，其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5号文件成为了养民们的救命稻草和尚方宝剑。袁裕来立即向浙江省环保局发出投诉信，要求省环保局按照这份文件查处排污状况。然而，养民们没有收到省环保局的书面答复。

　　接下来的事件进程颇具戏剧意味。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养民可以选择向浙江省政府或者国家环保总局申请复议，一心想把事情闹得更大的养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2个月后，国家环保总局作出了不予受理复议的决定，理由是不属于复议收案范围。袁裕来和林祥峰已经不觉得意外了，这似乎是正中下怀的结果。

　　“我说一定要告环保总局。浙江这块太近，压力太大。到了北京，它就有一种感觉，全中国的人都看着他们。”林祥峰承认，这是一个策略。

　　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按规定应由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管辖。这是林祥峰第一次去北京，为了节省养民们凑起来的经费——来自政府一开始补偿的每亩900元，他选择坐长途汽车悄悄到达北京。立案之后，则是漫长的等待。

　　2006年4月3日，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林祥峰和50多位养民分头赴京参加庭审，住满了法院周围的小旅店，手持传票的养民们戏称自己是“奉旨进京”打官司。

　　当日庭审的气氛，林祥峰很愿意回忆的一个细节是，当被告再次提出养民们不具备诉讼资格时，法官毫不留情地当庭呵斥说：“只要他们是在养殖场养殖的人，就可以告！”旁听席上顿时一片笑声和掌声，大家相视而笑，顿觉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

　　但开完庭回到温州，判决尚未出来，等待他们的居然是另外一场更意想不到的诉讼。

　　温州的重点污染企业主要包括钢业、化工、造纸、合成革、革基布、电镀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