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皖六县签订全国首份边界协作意见

　　本报临安(浙江)7月26日电 记者余东明 李建平浙江的临安、淳安、安吉和安徽的宁国、歙县、绩溪6县(市)的政法委书记以及来自公、检、法、司各部门的一把手，今天会聚临安，签订了一份《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据悉，这种直接由各地党委出面，签订边界协作意见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次。

　　据介绍，长期以来，浙皖边界的老百姓，可以谈婚论嫁成为亲戚，也可以为争夺一棵树、一分地而大打出手。很多时候两地政府也束手无策，甚至因此而产生隔阂。实现边界稳定，是当地老百姓和政府的最大愿望。此次签订协作意见的目的就是，通过综治协作，联手解决边界稳定难题。

　　据悉，该协作意见确立了警务协作、检务协作、司法协作和联排联调4个协作机制。通过这4个机制，6县(市)在预防打击接边地区犯罪、联排联调接边矛盾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有专家认为，浙皖6县(市)“边界综治协作模式”对我国其他地区打造“平安边界”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昔日 边界村民纠纷不断打了又谈谈了又打今朝两省公检法司建协作机制求长治久安

　　浙皖六县边界“高墙”是怎么推倒的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李建平 本报通讯员 杜方云

　　边界矛盾　一个延续百年的老话题

　　一条小溪从浙川村和永来村的中间蜿蜒而过，小溪是两个村的分界线，小溪北边是浙江，小溪南边是安徽。

　　溪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徽杭古道”从这里起步。早年间，桥上曾有一块“界碑”。

　　村民们永远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争斗，这块“界碑”就是在那场争斗中，永远地沉入了附近的一座水库。

　　陈怀辉老汉是浙川村的老支书，就是发生争斗的那年，他第一次当上了村里的支部书记。

　　“浙川村和永来村都有三百多年的建村历史。几百年来，不管哪朝哪代，老百姓的争斗从没平息过，相互争得最多的是山权和地界。”陈怀辉说。

　　他说，1966年，两个村为争夺“栈岭”的山权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安徽永来村的村民趁着天黑挖出了桥上的界碑，把它抬到了浙江境内十多公里的地方，并派村民专门搭棚守护。

　　第二天一早，浙川村的村民发现界碑不见了，立刻召集所有青壮劳力，冲上山，烧毁了永来村的守护棚，把界碑立到了安徽境内十多公里的地方。就这样，界碑被抬过来又抬过去，终于有一天，愤怒的村民把界碑扔进了附近的一座水库。

　　长时间以来的争执不休，令双方村干部不得不坐回到谈判桌前。山还是那座山，界还是那条界，疲惫不堪的村民意识到两个村和睦相处比山权更为重要。

　　就在那年的春节，两个村共同举办了一场多少年来难得一见的庙会，以消除争斗所留下的阴影。

　　村民们说，几百年来，这里的边界矛盾就是在这种“打、谈、和”中不断地轮回。

　　“像1966年的那种争斗毕竟少，但平时琐碎的纠纷却很多。我们两个村相互通婚很频繁，一半以上的村民都与对方有各种亲戚关系，但只要一发生纠纷，亲戚关系就被撇在一边，地域成为最终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哪怕一点点纷争都有可能引发县际矛盾或者省际矛盾。”浙川村的村主任程柏钦说。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等因素，自古以来，村民们基本上靠“自生自灭”的原生态调解来解决各种矛盾纠纷。

　　“我们不喜欢打官司，因为分属两个省两个县，都担心对方的政府和法院帮着当地人，这种担忧在我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程柏钦说。

　　程柏钦所说的原生态调解就是村民自治下的“族长联调制”。村民很早就知道联调的好处了，要是双方发生口舌之争，一般先请各自亲戚出面，进行调解。

　　要是遇到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就由各自“族长”出面，这是当地最高级别的调解，纠纷双方不得不接受。但如果连族长都谈不拢，一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械斗就在所难免。

　　“这种原生态的边界矛盾调解方式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效果，一有新的矛盾出现，任何以往商定的规则都将失效，村民们不得不再一次经历‘打、谈、和’的过程，直到建立起新的平衡。”临安市政法委副书记程炳贵说，“惟有依靠政府建立长效的边界维稳机制，才能确保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