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安徽原生态调解走向政府间协作

　　接边维稳

　　原生态调解走向政府间协作

　　安徽省的歙县、绩溪、宁国与浙江省的临安、淳安、安吉6县市的边界线相互交接。边界矛盾成为这些地方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记者了解到，边界矛盾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解放后，因“插花地”、“飞地”等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的边界和山权纷争非常多；上世纪80年代后，因偷盗、牲畜破坏庄稼、山林产权纷争等原因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上世纪90年代后，边界不安定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有赌博、打架斗殴等治安案件引发的执法者与老百姓的冲突，有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引发的两地纠纷，也有因矿区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社会矛盾等等。

　　但是，接边地区矛盾联调，真正由民间逐步走向官方协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各县市的一些乡镇纷纷主动出击，与接边乡镇联合开展调解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临安市马啸乡乡长陈志军说：“当时一到山核桃采摘季节，纠纷矛盾就集聚性地出现。单纯依靠接边农村村干部调解，已经远远不够了，所以我们和绩溪那边的镇政府及时沟通，共同确定采摘时间、采摘方式，在矛盾调解上也形成了一些协作制度。”

　　1997年，6县(市)的司法局在总结了多年来的联调经验后，推出了“接边矛盾联调机制”，各自在接边地区的乡镇推广。一个时期内，大量民间纠纷被化解在基层。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单是司法局在尝试接边地区的矛盾联排联调，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也开始尝试接边地区协作办案。

　　1994年，浙江省临安市岛石镇小川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是一名邻村的安徽人。两村仅有一山之隔，警方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回安徽境内，这给临安警方破案带来难处。

　　第二天，小川村的老百姓进入安徽省宁国市境内，把宁国市公安局甲路派出所团团围住，要他们交出凶手。

　　“当时形势非常危急，我们和宁国市公安局商量后，决定联合协作办案，两个月后，凶手被抓捕归案。”临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志龙回忆说。

　　这是临安市公安局和宁国市公安局首次合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双方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协作尝试，彼此尝到了协作办案的甜头。

　　“这么多年来，彼此协作办案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完全依赖于彼此的友谊，随意性较大。这种光靠友谊，而没有机制保障的协作很难在其他接边地区拓展，也有可能因人员的变动而中断。”郭志龙说。

　　“我们认为公、检、法、司各部门的接边协作亟待整合，只有整合了才能解决协作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难以进一步深化、责权利不清等问题。为此，去年7月，我们6县(市)的政法委负责人就坐下来商量，怎样联手推出统一的、全方位的协作机制，维护接边地区的稳定。”临安市政法委副书记程炳贵透露。

　　协作整合

　　4个机制确保矛盾有效化解

　　经过近一年的商讨，今天，浙皖6县(市)的政法委书记在《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上郑重地签了字。由此，浙皖6县(市)“边界稳定工作联合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浙江省临安市政法委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个轮值单位，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成为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任期一年。

　　根据协作意见，轮值单位除了召集每年一次的联席会议外，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或涉及接边稳定的重大问题时，还得随时召集临时联席会议。

　　为保证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战斗力，协作意见确立了4个协作机制：警务协作机制、检务协作机制、司法协作机制、联排联调协作机制，分别由各县(市)公、检、法、司4个部门负责落实。通过这4个机制，6县(市)在预防打击接边地区犯罪、联排联调接边矛盾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同时，协作意见还明确，各县(市)必须把接边协作工作纳入各责任单位的综治考核，对防范措施不落实、责任不到位、发生情况不报告或协调不得力、处置不妥当，而导致边界地区发生重大群体性纠纷或重大治安问题的单位，在综治考核中予以扣分，并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说：“签订协作意见，成立联合指导委员会，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淡化各职能部门和老百姓心目中‘地方保护’的主观意识，使大家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协作整体。‘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联合化解接边地区的矛盾纠纷、预防和打击该地区的犯罪，做到优势互补、齐抓共管。”

　　安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马大伟则认为：“这项制度完全符合目前形势的要求，浙皖两省唇齿相依，签约的6县(市)在地域特征、人文环境、地方民俗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在协作中完全能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前，两省的经贸交流、老百姓的交往日益频繁，做好接边稳定工作，可以创造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这对于浙皖两省来讲，是一项双赢的举措。”本报临安(浙江)7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