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读书奖事件和哈贝马斯访华风波

　　1999年10月-2000年6月 “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由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与《读书》杂志共同设立，旨在打造中国的Nobel Prize，设3个著作奖(每部奖金30万元人民币)，3个文章奖(每篇奖金3万元人民币)。

　　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奖工作从1999年10月启动，特邀名誉主席为费孝通，负责评选的是为此次评选活动所设立的学术委员会，其召集人为《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及学者汪丁丁，其常设执行机构工作室由《读书》杂志和港方基金会选派人员组成。

　　评奖结果出台后，学术界颇有微词。引发人们非议的是获“特别荣誉奖”的《费孝通文集》，获“专家著作奖”的《汪晖自选集》和获“文章奖”的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当时的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以致最终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场论战。

　　2001年4月-2002年底 哈贝马斯访华风波

　　2001年初，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应邀访华，在国内思想界造成不小的轰动。哈贝马斯离开之后，历史学者雷颐发表文章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他们应该用其他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此文一出，哈贝马斯文集的译著者曹卫东立即撰文指正，说“除了聚会一事之外，其余均值得严正质疑”；“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哈贝马斯和汪晖之间好像都没有过直接的接触。”

　　到2002年，汪晖在《读书》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重提此事：“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晖的这一文章很快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滥用《读书》主编的职位和权力，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以编辑手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反击。

　　围绕此事，两派学者又打了一场笔仗。